知识分子与“转基因”

这里谈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且限于文化知识分子，即自身所学专业及后来乃至终身职业与文、史、哲领域密不可分的一类知识分子。

科技知识分子是另一类人。除了在人类处于科学知识蒙昧的时期，这一类人的发现、发明、创造曾与当局的意识形态控制尺度产生冲突，因而受到迫害——在历史的多数时期，他们实际上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性质的当局所愿倚重的人，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大抵会使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当局大受其益而不是反过来。故他们的人生，通常不致过于可悲。这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事实，无须赘言的。

这里谈的“转基因”，与崔永元与方舟子之间争论是非的“转基因”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借以比喻。他们争得特别激烈之时，有记者要我表态，我拒绝了，由于当时我对“转基因”食物的知识完全空白。现在，我也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故可以表态站在崔永元一边了。入口之物无小事，危害与否尚不明确的东西，当然以慎食为好。

言归正题——仅举蔡元培、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例，浅析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之群体的思想“基因”的守与失，试看我们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成色的嬗变。

一、1940年蔡元培逝后，国内曾有报道言及联合国亦表示了哀悼，充分肯定其在中国教育事业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认为对于教育落后的国家有示范性的作用。未经核实，姑且存欤。但以上两点确合事实，当无争议。

这里且不谈他的贡献，单论其德。

当年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非寻常哀悼），颂其“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以上恳词包含以下诸意：

蔡元培是一位“士”，其“士”的精神磊落坦荡；

他是一个为主义而鞠躬尽瘁的人，他推行的自然是三民主义；

他在人格方面，具有极其本色的而非企图靠作秀赢得的强大魅力，即使反对他的人也由衷折服。

所以全国不分政治派别，“万流景仰”。

冯友兰认为他“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

儒家文化论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全部内容，无非“君子”二字而已。

“可以托六尺之躯，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志不可夺也”，“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道”——这些中国古代关于君子的标准，在蔡元培人生的不同阶段，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

冯友兰由是称赞他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

傅斯年的评价更全面些，他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鲁迅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正因其具有“不择壤流”，兼容并包之襟怀，连辜鸿铭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不肯做官的蔡元培托病离朝，回到家乡兴办新式学堂，先后主办、创建了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稽山中学、嵊县剡山书院、南阳公学。1902年，创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民校。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谦谦君子而研制炸药，每欲以文人之躯换清廷大佬之狗命——想来真真令人心疼。

今日之国人，特别是青年，若对鲁迅知之甚多，对蔡元培仅知一二，或全然陌生，实在是不应该的，也实在是知识方面的遗憾。

同在绍兴，同在一条街上，鲁迅故居车水马龙，蔡元培故居门可罗雀，可谓国人一大羞耻也。

蔡元培者，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文化知识分子中的孙逸仙啊！

世负斯人！世负斯人！

若有青年读了我此书，且又去了绍兴，我劝你们也前往蔡元培故居参观。比之于鲁迅故居，那里未免冷清、寒酸。而比之于鲁迅，蔡元培则尤可崇敬也！

你们若果去了，勿忘代我深鞠一躬。

你们须知，你们中人所津津乐道的近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师级的文化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受到过蔡元培人格与精神的感召的！

二、关于鲁迅，我以为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所作之序中的评语，甚为中肯：“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之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这实际上等于替泉下的鲁迅辩了“带病态的人物”这一贬识。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蔡元培推崇备至：“蹊往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鲁迅生前，对是同乡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讥讽。其逝后，蔡元培毫不计较，诚受其夫人重托，两个月内遍阅鲁迅遗著，潜心析思，方落笔墨，足见他的人格之可敬绝非虚名。

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每将其与胡适相比较，以拔高他的伟大。此种比较之法的失当之处在于，仿佛胡适很矮小，只可做伟大之鲁迅的陪衬人。我年轻时深受此种比较的影响，深信不疑。后来读书渐多，始觉受蒙蔽矣。

我倒是每将鲁迅与郭沫若相比较，结果一次又一次产生这样的印象——鲁迅与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却曾十分地近似过。

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乃因鲁迅是格外赞赏尼采的。

尼采的所谓哲学，在我看来，无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来，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众生的。他几乎一切都反，包括对宗教也乏敬意。但却从不以文字或语言冒犯德皇——因其母亲的家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泽及其身。仅此一点，作为“哲学家”便甚不靠谱了。

鲁迅赞赏尼采的文学，不引也罢。

其杂文《这样的战士》中，有几行字是：“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心窝。”

在《复仇》二篇中，鲁迅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他对看客们的极强烈的憎恶，不，那其实是憎恨，因极厌恶而极强烈的与痛苦同在的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