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奏：1931莫扎特年（第4/4页）

鉴于这些传记信息，申克在萨尔茨堡莫扎特大会上的举动就特别有意味了，因为他似乎在组织这次会议和编辑出版论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决心影响未来莫扎特研究的方向，因此感到，填补1927年雷尔曼·阿贝尔特去世留下的空白是至关重要的。阿贝尔特是非常活跃的莫扎特专家，不仅写了在“一战”后出版的一部两卷本莫扎特传记巨著，也启动了出版于1923年至1929年间的一系列莫扎特年鉴。[39]申克提出的一项积极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莫扎特中央研究院（Zentralinstitut für Mozartforschung），以监督和莫扎特有关的新项目，推广和莫扎特相关的专著出版，并恢复编写莫扎特年鉴。这一想法在大会上提出，最终获得广泛支持。申克将担任研究院秘书，和一组莫扎特学者共事，组成“内部委员会”，包括汉斯·恩格尔（Hans Engel）、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罗伯特·拉赫（Robert Lach）、阿尔弗雷德·奥雷尔（Alfred Orel）、伯恩哈德·鲍姆加特纳（Bernhard Baumgartner）和路德维希·席德迈尔。[40]

由于奥地利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困境，莫扎特中央研究院在德奥合并之前未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不过，申克依然在决定内部委员会成员方面使出了聪明的策略，拉拢了不少有着相似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学者。其中特别重要的事件，是和波恩大学音乐教授路德维希·席德迈尔结成同盟。如我所示，席德迈尔的写作表现出对纳粹意识形态极端强烈的热情。[41]另外，除鲍姆加特纳外，加入内部委员会的其他大多数人在1938年后也留在了德国或被占领的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忠仆。几乎所有人都在1941年被拉上台，为在莫扎特年打造具有纳粹本质的莫扎特诠释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德意志帝国莫扎特音乐周年的纪念书中显示出1931年到1941年之间莫扎特活动的连贯性，就不是巧合。这本书前三篇文章的作者实际上就是席德迈尔、申克和奥雷尔。[42]

萨尔茨堡国际大会结束几周后，约瑟夫·戈培尔参加了柏林国家歌剧院（Berlin Staatsoper）的一场《费加罗的婚礼》。戈培尔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演出，言论中穿插着对观众中有太多犹太人的习惯性抱怨。但他没有让这一点影响自己对演出的欣赏。“人们因莫扎特甜美而可爱的音乐而恢复了精神，”他写道，“只有莫扎特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没有任何问题或理论的纯粹的音乐。”[43]此时，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这位未来的宣传部长几乎无法想到，重新打造莫扎特的音乐以服务于纳粹政权，会成为一件多么复杂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