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英雄：最后一根擎天柱的崩塌（第2/5页）

当时朝鲜派使者去北京朝见皇帝，途经宁远。袁崇焕很高兴地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心里暗暗吃惊。袁崇焕和幕僚们正在闲谈，突然有人来报清兵攻城。袁崇焕乘轿至战楼，仍与朝鲜使者谈古论今，泰然自若，脸上全无忧惧之色。

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明军在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

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攻防战，宁远城墙一度被清兵撕开一道口子。袁崇焕亲自搬石头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会成为鞑子的奴隶。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什么乐趣？”撕下战袍裹住左臂的伤口又接着指挥战斗。将士们见主帅如此，自然人人奋勇。

两天后，当宁远上空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人们发现，这座千疮百孔的古城依然挺立于大明的版图之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让明、清双方都损失惨重。中炮受伤的努尔哈赤丢下五百具勇士的尸体，黯然退去。这是袁崇焕在历史舞台上首度崭露头角，也是明军难得的一场胜利，在历史上称为“宁远大捷”。袁崇焕的高光表现，让这个被失望和无奈笼罩的帝国看到了一缕久违的胜利曙光。在大明王朝的长城防线接二连三地失守之后，袁崇焕就这样从血泊中树起了属于自己的旗帜，也由此成为大明帝国最后的救星。

宁远捷报传至京城，明廷上下为之一振。天启皇帝擢升袁崇焕为辽东巡抚，仍命驻扎宁远。

清军撤退之后，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见努尔哈赤，命使者传话道：“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这时候已经身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诸贝勒面前叹息道：“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区区一个宁远城就打不下来？”他虽心有不甘，但此后伤势一直未愈，只好返回沈阳休养。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时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在没有朝廷授权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派人前往吊唁，同时庆贺皇太极继位。

袁崇焕后来在题本中阐述了他遣使吊丧的三个目的：“臣先于镇守内臣刘应坤、纪用，镇臣赵率教东巡而得奴死之信，盖闻之而未见其的也，无一确探以相闻。边臣所任何事，亟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与夷上下，二也。且谕其毋前叛逆，束手归命，听朝廷处分，三也。”他这么做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探察虚实，二是为了离间努尔哈赤诸子关系，三是找机会劝降皇太极。

《清太宗实录》中也有相似记载：袁崇焕遣使吊丧系“潜窥我国情形”。由此可见，袁崇焕借吊丧探虚实的意图已经被皇太极识破。至于离间诸子关系，袁崇焕也早有此心。他听说努尔哈赤留下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牵制、平衡的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袁崇焕认为这是分裂后金政权最好的时机，他甚至说出“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这样有把握的话。即使以上两个目的无法实现，还有第三个，劝降。总之，袁崇焕很有信心，他在奏本中声称：“奴子（皇太极等）不降，必为臣擒矣。”

皇太极的军事才能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但是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如此一来，袁崇焕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一场玄机暗藏的吊丧，被皇太极巧妙地导向明金之间的议和。皇太极担心与宁远议和还没开始就走向破裂，故极力敷衍，从天启七年（金天聪元年）元月至二月，一再改写致袁崇焕书信的格式。尽管如此，这都是一场毫无诚意的议和，皇太极不过利用袁崇焕遣使吊丧之机，借间而用间，以和议迟滞明朝的关宁劲旅，乘机衔杖疾趋，挥戈东向。

袁崇焕是颇有胆识之人，他的存在既让皇太极叹服，又让他顾忌重重。皇太极即位之初，周边的形势极为严峻。东方的朝鲜，素来忠顺于大明朝廷，虽然国小兵弱，但也不容忽视。且有毛文龙开镇皮岛，客寄朝鲜，驻兵屯田于铁山、昌城、满浦一带，虽然兵力不过四万，但居于战略要塞，足以形成牵制之势。

毛文龙于万历三十三年从军，屡立战功。1621年，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两千里海岸线，不久又收复宽奠、大奠、新奠、永奠等六堡，随后以皮岛为根据地，多次深入敌后，屡挫敌锋。1622年，升为平辽总兵官。1663年8月，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9月，先后取得“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10月，再收复复州、永宁。皇太极即位后，为解除这个心头大患，派大军攻打毛文龙，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五胜，重创后金主力镶蓝旗。

连年打击不能消灭毛文龙，后金便竭力劝降，许诺“将军若来，位在佟附马与辽东广宁诸将”之上。后金军缺少船只又不习惯海战，对毛文龙也是有心无力。

天启皇帝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那时候，明军一见后金兵就望风而遁，只有毛文龙的军队能与后金打一打。毛文龙也因此受到朝廷嘉奖，擢升至佐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从不叫名字，而称其为“毛帅”。

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皇太极不敢放开手脚进兵辽西。皇太极即位之时，满洲政权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明朝方面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明军要练兵、筑城、屯田，清军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如此局势下，双方都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还是来自于明朝的文官。他们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他们的政治神经就会变得异常敏锐。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可又都不愿意做岳飞。

袁崇焕从现实出发主张议和，而朝中大臣并不买他的账。有官员一再弹劾袁崇焕，说他的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也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的反对声而变得异常艰难，所谓的谈判也仅限于文来文往，并无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