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第4/4页）

温体仁几次起用阉党官员，周延儒都投了反对票。当然，周延儒这么做的真正想法也是怕温体仁结党后势力太大，不好挟制。这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呈现出微妙的改变，表面上还是合作关系，但暗地里已经势同水火。

温体仁整倒周延儒的手段算不上多么高明，无非是利用宦官，大打“辽东牌”。这也为崇祯一朝重蹈覆辙开了个头儿。在刚刚即位时，因为不信任武将，也是为了遵循帝国文官带兵的旧制，崇祯尽撤镇守中官。他就像是一个春播秋收的农夫，将那些文官像豆子一样撒在辽东这块肥沃且危险的黑土地上。这时候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而廷臣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派遣内廷的太监监察各镇。结果可想而知。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使太监专权的风气重新形成。

温体仁看到了这个问题背后暗藏的杀机，他私下重金贿赂太监，以“辽东”视察不力为由，将周延儒一脚踢出内阁。太监之祸本来就是帝国的第一祸端，而辽东战事更是帝国的一个死穴。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做一篇文章，那无疑是一把插进帝国心脏的利器。崇祯即位的第一年（1682年），温体仁接任周延儒成为内阁首辅。温体仁掌权后，“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这种不按规则出牌的做法，无异于在千疮百孔的帝国政治躯体又捅了刀子。

温体仁与周延儒之间的斗争完全是出于个人权力私欲的争夺，对于帝国人事制度的破坏性极大。在这之后，权力集团内部的党争进入不可控制的阶段。

崇祯皇帝不是聋子和哑巴，更不是一个傻子，他对官员弄权之事也有耳闻。崇祯深知党争之害，也备受宦官弄权之苦，所以与他的爷爷辈父亲辈相比，他从接手政权的那一刻起，心中的那根弦就一直紧紧地绷着。他始终没有找到更合理或是更铁腕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他只有被问题牵着鼻子走，被那些忙着瓜分权力的人牵着鼻子走。

周延儒失势后，视温体仁为自己的头号死敌。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想到联合东林党人。三方势力斗法，很难做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当一方势力过大，其他两方必然会联手以抗。周延儒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属于自己的那方权力舞台，虽然久居乡里，但是一颗心却从没离开过他眷恋的朝堂。

他指使自己的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其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策划重新起用之事。同时还暗中指使刘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温体仁的十二大罪，同时凑集了六万两黄金打点那些宫廷朝贵，终于成功地收买了司礼太监曹化淳，由曹化淳出面告密，指称温体仁自有党羽。对温体仁专权已有警惕之心的崇祯皇帝如梦方醒，革去了温体仁的阁辅之职。周延儒靠东林党人扶持，再次成为继任首辅。

这场温周党争之乱，至此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十年对于一个时间处于倒计时状态的帝国而言，朝纲破裂之势已然形成，可以说是最为要命的十年。

周延儒重新上台后，他的用人政策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可以说，与温体仁相比，他只能算是一个政治上的老油条，绝对不是治世能臣。崇祯年间，后金势力越来越大，辽东败绩连连，可是周延儒却在这时候关起门来玩党争。内廷党争不断，辽东战事吃紧，将大明这块烫手的山芋烤得外焦里嫩。

崇祯皇帝渐渐失去了耐心。在这个关头上，周延儒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厂卫是明朝特殊的特务组织。与内阁不同，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刺激厂卫，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

于是，与厂卫关系恶化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开始暗中监视周延儒，并将他巡视辽东时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而周延儒毫无察觉，反而在这时候又树强敌，这个敌人是前任首辅薛国观的门生阁臣魏藻德。

其实这个梁子结得有些牵强，真正得罪魏德藻的人并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学生吴昌时。因为吴昌时在魏德藻老师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又对魏德藻多方打压。魏自然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也因此牵连到周延儒。

党争的一个特点就是，门生之间的仇恨可以扩大到老师那一层。而魏德藻也清楚，只要周延儒在现在的位置上多待一天，他就别想站到更高的位子上，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派系的，所以除了斗下去，没有别的选择。另一位想要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内阁的同事陈演，因为周延儒不喜欢陈演的为人，对他十分冷淡。如此一来，陈演与魏德藻就走到了一起，与厂卫合谋攻击周延儒。

东厂与锦衣卫掌握了吴昌时贪污受贿的罪证，于是将其缉拿，并由此牵连出周延儒。厂卫头子骆养性本来就讨厌周延儒，又岂能放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他马上着手缉拿周延儒。魏藻德、陈演为此事出力很大。趁周延儒督师之际，他们在崇祯面前不断地吹耳边风。于是周延儒被抽调回京接受审讯，而这时，吴昌时已在酷刑面前招供。周延儒非常害怕，走到半路不敢走了，陈演便奏报皇帝，说他心中有鬼。崇祯强命他进京，将其安置于正阳门外，并不召见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崇祯也不予理会。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下令，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与温体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场要凄惨许多。

之后魏藻德、陈演相继成为崇祯宠信的内阁首辅。在整倒周延儒的过程中，他们的道德水准令人难以恭维。二人结成同盟后，新的“党”又出现了。崇祯皇帝一直怕臣子结党，可惜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现状。

温、周斗法前后持续了十几年，相继牵连进东林党人、阁臣、宦官、厂卫等多方势力，对明朝人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最可怕的是，崇祯的心态由此发生了变化。这位原本充满理想的少年，在他很信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身上，发现了以前他所没有见过的丑恶的一面。而且在温周二人相继执政的十几年间，崇祯皇帝发现，他接过来的那些巨债并没有还清。相反，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流民没有扫清，边境并不平安，财政依然是赤字连连，朝臣们却忙于内斗，不断出现的是各种谎言和欺骗。崇祯开始由不信宦官信大臣变为猜疑大臣、信任宦官。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此，崇祯皇帝对整个文官制度由将信将疑转为完全不信任，从一个“明君”开始一步步成为偏执狂、迫害狂，并将这种不信任的对立情绪坚持到他死亡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