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第2/4页）

崇祯皇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发出了“文臣人人可杀”的恶毒诅咒，在他看来，帝国政权之所以走向穷途末路，责任不在自己这个皇帝身上，全在那些误国误民误己的官员身上。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是后来才有的，从崇祯皇帝接过皇权的那一刻起，他就对那些帝国军政机构的官员们产生了种种疑虑。

在崇祯皇帝当政的十七年时间里，权力集团内部的党争不仅始终就没有断绝过，反而一路狂飙。尤其是到了崇祯末年，帝国权力运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就连新年朝贺、祭拜祖庙这样重要的国家典礼，官员们都敢放皇帝的鸽子，这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无法知晓崇祯皇帝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宫殿之上，心里会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极度的愤怒，一定对眼前如火烹油的时局有一种无力感。

朱由检本来就不是一个脾气柔和的人，可这时候他的一腔怒火除了能够点着自己，还能点着谁呢？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崇祯皇帝先后以失地之罪，一次性斩杀了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三十六名地方高级官员。

再后来的日子里，崇祯皇帝又开帝国三百年未有之先例，带着年幼的皇子们在殿堂上亲自主持审问官员，并且主持行刑。在行刑中不惜动用重刑，以夹棍夹断朝官的双腿，当头棒打那些不听话的朝臣。崇祯皇帝在位的十七年里，先后诛杀了两位首辅大臣，撤换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另外又撤换了十四名兵部尚书，十七名刑部尚书。在被撤换的十四名兵部尚书中，有九人被治了重罪，其中斩首者一人，致死者一人，自杀三人，下狱两人，革职查办两人。处死或被逼自杀的督师、总督，包括袁崇焕在内达到十一人之多，其中有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抃等。

由于少年皇帝喜怒无常、淫威滥施，那些阁臣、尚书的下场大多也是极其悲惨的。这种情况放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十分罕见的。一个频频使用酷烈手段践踏朝臣肉体与尊严的皇帝，大臣们自然不会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劳尽忠。

崇祯皇帝在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目睹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这些阴谋诡计和幽暗孤寂的深宫生活就像是一条条噬心的蛇，撕咬着他的精神，扭曲着他的灵魂。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朱由检渐渐形成了分裂的双重性格。

一方面他严急而刻薄，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敏感而多疑，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给他带来极度的自尊，常常一意孤行，完全听不进任何建议。

崇祯所具有的这些性格特征，为帝国的天空抹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在一些关键时刻，他往往会表现得优柔寡断，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完全不靠谱的命运。这种纠结的性格对普通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何况是一个帝王呢？

崇祯皇帝的脾气十分古怪，可以说是阴晴不定。譬如崇祯十六年的元旦朝贺，按时到场的就只有两位官员；崇祯十七年的新年朝贺，更是连一个大臣都没有出现。官员们连续两年都放了皇帝鸽子，坏脾气的朱由检居然都能够容忍，事后没有追究任何官员，实在让人摸不透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审视，崇祯皇帝是一位有着太多小聪明而缺乏全局考虑和管理的皇帝。他身上有着太多少年人的习性，在心智和行为上的表现都像是一个“问题青年”，很多时候表现得过于急功近利，情绪上容易大起大落，待人处事喜怒无常。很多时候，他会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他的套路就是，在很多时候他会轻易否定一个人或者一拨儿人，当然也会轻易相信一个人或者一拨儿人。这就像是一个习武之人不等别人站出来挑战自己的权威，自己就束手束脚地将自己限制。这种自废武功的做法放在权力场上，根本不利于他对帝国权力的掌控。

臣皆亡国之臣

在崇祯皇帝当政期间，他先后任用了五十位首辅大臣，平均下来一年要更换三人，数字可谓惊人。尽管如此，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还是道出了那句经典的亡国言论：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由此可见，崇祯皇帝对帝国官员的成见和敌意有多么深。

意思大致相近的话，崇祯皇帝不止一次地在人前表露过。

第一次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四，朱由检面对满朝文武劝说他“南迁”时，说了一句黯然神伤的话：“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说罢拂袖而去。

第二次是三月十七日早朝时分，崇祯皇帝看着下面哭天喊地的大臣，陷入无言的境地。他用手指在桌案上狠狠地写下了“文臣个个可杀”的字句，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然后随手抹去。

第三次是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在登上煤山之前写下的那封血书里，再次提道“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在这里，崇祯皇帝两次提到“文官(文臣)”，一次是在自己痛下殉国决心时对在朝诸臣愤愤而发。崇祯皇帝并没有提到那些在外征战、给自己带来无数战败消息的督师武将们。哪怕是对左良玉、吴三桂那几个端着架子的地方军阀，他也没有恨到要杀了他们的地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崇祯皇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对帝国文官们恨意不绝？

“明末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文官们一生所经营的是程朱理学，是苦苦修炼的八股文章。而帝国晚期任用官员的传统，是要职非进士出身者不用，内阁非翰林进身者不用。这些进士翰林们虽然享有帝国官场特权，但是在非常时期并没有起到与君分忧、与国分忧的作用。崇祯皇帝在位期间，朝中阁臣、尚书就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去。直到他魂飞煤山前一刻，他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绝对不是亡国之君，而那些在纷乱时局中和稀泥的官员个个是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这种纠结得近乎变态的心理魔障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不是自己太无能，而是官员们太狡猾。这种怀疑精神在他与官员之间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整个帝国一步步逼向绝境。而每一步都是助他登上煤山的台阶，直接通向死亡。

煤山歪脖子树上吊死崇祯皇帝的绳子打了一个死结，但真正将崇祯皇帝推向死亡的，却是帝国文官们给皇帝编织的一个夺命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