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第4/5页）

魏忠贤知道内情后，大为震怒。本来魏忠贤就在找机会将东林党从帝国权力核心层清理出去，于是就借着这件事大兴牢狱。汪文言是东林党人的高参，把他作为反击的突破口再合适不过了。

明代司法黑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东厂、锦衣卫可以不受监督单独办案，他们可以不经过国家正式的司法机构——刑部，就把人抓进镇抚司狱拷问。这种办案方法十分利于栽赃陷害。

魏忠贤下令将汪文言抓进东厂控制的监狱——镇抚司监狱。这一举动当然不是针对汪文言一个人，而是为了将杨、左、魏等人牵连进来。

汪文言在狱中经过两个多月的严刑逼供，依然没有指认杨涟等人贪污受贿。汪文言表现得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讯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供词，又将杨涟等下狱。魏忠贤认为，只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的罪，还难以让人信服，牵涉的人员太少，如果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杀头弃市，传首九边。随后，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也在狱中相继被折磨致死。受杨涟等案件牵连，被捕被杀的帝国官员还有多人。魏大中被捕，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抓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求情留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

最终周顺昌还是被捕入狱。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铜锤击打周顺昌牙齿，他的牙齿全部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目不识丁。魏忠贤下令用铁钉钉他，又用沸水浇他，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不久毙命。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等五人也被处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

当整个社会都笼罩于这种畸形的权力高压之下，有一种声音却响彻帝国的上空，那就是对“九千岁”魏忠贤的颂扬之声。在当时铺天盖地的造神运动中，整个帝国都沉浸在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幻境之中。

帝国的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每个人仿佛都在回避帝国政局中的那些阴暗面。

可回避始终改变不了扑面而来的现实，帝国的良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也一触即发，北方边境也面临着旭日东升般的建州女真人的威胁。一场血雨腥风笼罩在帝国的上空，要命的“阉党”专权就像一瓶烈性的毒药倒进了帝国的肠胃系统。

天启六年（1626年），由浙江巡抚潘汝帧发起的向大太监魏忠贤献媚的运动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几乎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加入到向一个宦官歌功颂德的行列。各地也纷纷建立起金碧辉煌的魏氏生祠，不断在生祠里举行各种庄严盛大的祭拜活动。山东临清在修建生祠时，拆毁民房一万余间；河南修建生祠拆毁民房一万七千余间，仅开封一地，就毁掉民房两千多间。

大字不识几个的政治流氓魏忠贤就这样被人为地捧为半人半神的九千岁，被誉为再世的孔圣人，甚至被歌颂为只有上古时代的尧和舜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旷世伟人。

更为可笑的是，各地的魏忠贤生祠建成之后，地方官员都把他当神敬。那些想要发达的官吏就算不拜自己的先人、父母，也要祭拜他们的九千岁。史料记载，天津巡抚黄运泰率领全城文武官员，列队于魏公祠阶下，对木像恭行五拜三叩头后，自己又单独趴到供桌前膜拜，口称“某年某月某事蒙九千岁扶植”，叩头谢恩，又说“某年某月蒙九千岁提拔”，又叩头谢恩。致辞完毕，再回到班列，率领众官再行五拜三叩头。

在这股妖风弥漫的日子里，对待建祠的态度成了衡量帝国官吏忠诚度的重要标准，成了官吏奖惩的重要依据。潘汝帧倡议建造生祠的上疏进呈，御史李之待转呈，仅仅迟办了一天，就被革职法办。

原任提学副使黄汝亨路过西湖，见魏忠贤生祠极为壮丽，不禁发出惊讶叹息。守卫生祠的人发现之后，当即乱棍齐下，将黄汝亨活活打死。

蓟州道胡士容不愿为魏忠贤修建生祠，被人告发，立即逮捕下狱审问；遵化道耿如杞入祠，见魏忠贤像未行五拜三叩之礼，结果被锦衣卫逮捕关进大牢，后与胡士容一起判处死刑，实行秋决。所幸的是，由于皇位发生变化，两人才死里逃生。

如此疯狂的人间闹剧，固然是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所造成，但也说明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在一定层面上的劣化。即使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的命运走向，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只是虚无的空中楼阁，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只是一个太监。他也许从来没有想到失去根基的空中楼阁会有垮掉的那一刻。他就像是一个喝醉的车夫，驾着大明王朝这驾马车，向着灭亡一路狂奔。

当然，在魏忠贤集团内部并不缺乏清醒之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天启皇帝死的那一天，也就是魏忠贤的倒台之日。为了保住自己在权力世界里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的长远利益。

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不但没有心动，反而吓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自己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二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也不算是虚妄之词。

谁也没有料到，天启七年（1627年），天启皇帝突然得了重病，开始腰疼，发烧，然后又浑身浮肿。短短两个月后，皇帝已经是一副大限将至的景况。

魏忠贤表现出了一个奴仆的忠贞本色。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挽救天启皇帝，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巫师为皇帝驱邪，还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皇帝病危给魏忠贤政治集团带来了一种危机感。天启帝的妃嫔先后生育了三男两女，但全部夭折。正宫皇后张氏也怀过一胎，但不足月即流产。如果天启皇帝真的因病而亡，那么继承皇位的按道理应该是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而在一位新皇帝的统治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那是很难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