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第2/5页）

当时有一国子监生，竟然向皇帝上奏称魏忠贤配祀孔子，于是在国子监西侧又建起了魏忠贤祠。一个孔门学子，竟然让一个文盲阉宦来配祀大成至圣先师，居然还赢得了帝国那些文官儒臣的喝彩，由此可见这些官员们的道德沦丧到了何等地步。那些内阁大学士、六部大臣、封疆大吏，个个以当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为荣，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王绍徽、田尔耕、许显纯等人在当时都是阉党中的代表人物，这些人都是帝国官场上的活跃分子。

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共查出三百一十五人，实在是一个上规模的政治集团。中国历史上，到了王朝行将灭亡之际，总会有一大帮厚颜无耻之徒冒出来。

如果我们非要对阉党集团进行一个总结，那就是一群贪婪、无耻、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在帝国官场这个大染缸里，形成了一种劣币淘汰良币的怪象，品质越恶劣的官员就越容易在官场上脱颖而出。

天启皇帝即位的最初几年，东林党人依然把持着朝政。他们又翻起了旧账，将“梃击”“红丸”和“移宫”三大案重新进行炒作。东林党人的目的是在帝国权力系统内掀起新一轮的派系斗争，利用斗争在舆论上将那些唱反调的人搞臭。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双方都争论不休。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的正面PK。

在东林党人看来，他们与阉党正邪势不两立。在这种模式化的思维逻辑的制约下，东林党人关于人性、人格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混沌，致使他们愈益深入地陷溺到狭隘的派系冲突中。天启三年（1624年）春，正值朝廷举行京察大典。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吏部尚书张问达和左都御史赵南星。这两个人都是东林党的领军人物。他们利用这次机会把专同东林党作对的所谓“邪党”人物纷纷贬黜外放。

因此，这次京察就成了一次东林党排除异己的派系斗争。“邪党”人士在这次斗争中遭到清洗，东林党人几乎占据了帝国所有的权力部门。因此，这一时期也是“东林党”势力最为鼎盛的时期。

东林党人的天理运转

最初，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并没有发生激烈的碰撞。魏忠贤在东林党面前表现得相当低调友好。他毕竟是帝国的权力新贵，吃不准东林党人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究竟占据多大的话语权。魏忠贤的发迹得益于天启皇帝的眷顾，而天启皇帝父子在帝国的权力斗争中都得到了东林党人的大力支持。从这一点来看，东林人士与魏忠贤不仅不是冤家对头，还算是帝国权力斗争的同盟军。作为天启皇帝的政治代理人，魏忠贤更需要得到东林党人的认可。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撕破脸皮，并不是因为双方政见不和，而是由身份的悬殊引发了一场内廷与外廷的权力之争。魏忠贤虽然是帝国权力高层中的“九千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太监身份。按照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就算魏忠贤有经天纬地之才，他也没有资格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魏忠贤的太监身份，决定了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一种非常规状态。并且他获取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权力，他在权力巅峰时期可以说是帝国的权力代言人，那个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九千岁”就足以说明一切。

一个太监将帝国权柄牢牢地攥在手心，没有权力资格的人却掌控着他们这些有资格的人，甚至连皇帝也被其左右，这一切都为东林党人所无法容忍。在魏忠贤掌权之后，帝国内部的反对声音就从来没有断绝过，奏折如雪片般飘落到皇帝的案头。

天启二年（1622年），刚刚拿到帝国官场通行证的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也许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在奏折中将矛头直指当今圣上：“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这句话将皇帝和魏忠贤之间的权力雇佣关系揭露无疑，也就是告诉天启帝：别看你平日里摆个皇帝架子，一年到头不敢懈怠，其实是绣花枕头不管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皇帝不过是傀儡，早就被魏忠贤那个太监玩弄于股掌之间。

新科状元文震孟本来就是文章高手，他在奏折里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让天启皇帝根本无法回避。这篇奏折没有逼急皇帝，却逼急了太监。魏忠贤要对文震孟实施廷杖之刑。在东林党官员的极力反对下，文震孟虽然被免除了廷杖，可还是被贬谪外放。

新科状元文震孟的突然发难，给了魏忠贤一记当头棒喝。魏忠贤这才认识到自己这个“九千岁”与皇帝的“万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帝国的权力场上依然存在着一股反对自己的力量。而文震孟就是打开闸门的那个人，反对的浪潮从这道闸门汹涌而出。

帝国的忠臣们为了大明江山和皇族利益不惜拿自己的官位和生命去参与这场权力博弈，可是皇帝却不领情。不但不领情，皇帝还对这些所谓的忠臣产生敌意，因为这些大臣的直言不讳使皇帝的自私、懒惰、愚蠢、猥琐原形毕露，一身金灿灿的龙袍也遮不住肮脏的本色。尽管皇帝不领情，可是并不妨碍帝国官员义无反顾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朝廷立即罢黜。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多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使用帝王仪仗……这次上书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

在其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帝国官员组团弹劾魏忠贤的奏折蜂拥而至，多达七十余本。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倒魏运动中。一时间，紫禁城上方阴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就连魏忠贤本人也陷入惶恐与迷茫之中，他甚至为自己感到委屈和心虚。在魏忠贤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天启皇帝分忧，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结果自己却成了朝臣们攻击的目标。而他也为自己手中不正当的权力感到心虚，毕竟太监干政是不合大明律法的。

魏忠贤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一旦失去皇权的庇护，他这个太监就什么都不是，等待着他的也将是最惨的下场。然而人一旦尝试过手握权力的滋味儿，就绝难舍弃。这时候的魏忠贤完全是个凭借欲望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就像是一道枷锁牢牢地控制了他。他找到自己的相好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乞求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