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3/12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统七年（1442年）公然毁去了严禁宦官干政的那块铁牌。他的理由也很理直气壮，那就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永乐皇帝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悍的两位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都被他们完美地规避了。

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对那些接近权力核心的辅官阁臣，他们的防备十分严密。比如说在批示奏章这件事情上，两任皇帝基本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他们只让那些文官在权力结构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没有真正放权于他们。

等到洪熙、宣德两任皇帝以后，这种局面才被打破。尤其是票拟制度的产生，更是直接推动了宦官专权。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愿批阅，便让内阁大臣们代劳。那些内阁大臣就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奏章的封面上，然后上报给皇帝。待皇帝审定后，再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所以说票拟制度改变了明朝宦官的命运。

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在这项制度中真正捞到实惠的是得到票拟权的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这样一来，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的司礼监就成了明朝权力最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中间的障碍物。

对于官员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的奏章，还是内阁的票拟，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先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对于皇帝而言，他所下达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官员，也要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

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其中的内容都已被司礼监的太监们知晓，而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比较靠谱的，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

明朝本无相，可人们还是习惯把大学士称作“相”，把秉笔太监称作“内相”。如此称呼，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大学士和秉笔太监的职责虽然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内阁与司礼监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群体单位，一般总要设一个政治代表。内阁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学士，而司礼监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监。

如果皇帝、内阁和司礼监这三方的势力是均衡的，那么权力重心就会正好落在权力三角的几何重心上，此时的政治局面就会趋于稳定状态。但在政治运行的常态下，帝国的权力重心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祯时期，刚愎自用的皇帝非常强势，内阁与司礼监只好让出自己的权力份额，帝国的权力重心自然就会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后出现过三次宦官专权，在最著名的魏忠贤之前，还有刘瑾和王振。这三次宦官专权，具备一个相同的条件，那就是皇帝不愿承担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亟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为权力经纪人。

司礼太监所处的特殊位置，为他们充当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作为皇帝合法的代笔人和帝国权力三角中的重要一角，司礼太监不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就完全可以胜任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面，司礼太监一旦成了独裁政治的代理人，他就可以将皇帝的身份和批朱大权叠合在一起，这样一来，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值会迅速膨胀。

这时候，作为权力三角另一角的内阁已经无力与之抗衡了，只能被动应付，或者主动缴械，依附过去。王振和刘瑾专政时期的情况大致都是这样。

明朝的宦官人数到底是多少呢？史料并没有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是从整体上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人数呈直线上升的态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种统计结果是七万人，还有一种是十余万人)。比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就一次录用自宫者三千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录用了六千多名宦官。

在明朝的三次宦官弄权中，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对于帝国造成的影响却各不相同。

按照三人的出场顺序来划分，王振应该算是帝国权力经纪人中的一号人物。

王振是儒生出身，年轻的时候虽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连个秀才的资格都没有捞着，史称“九年无功”。愤怒的书生在郁闷之余就干了些违法之事，因此被充军。就在王振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明成祖朱棣准备招收一批儒生教授宫女文化知识。对于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机会。

可王振却在机会面前做了短暂的犹豫，因为报考需要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报考者须是净身之人，因为这个职业要常年与宫女打交道，皇帝又怎能放心一个正常男子。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王振最终选择了净身入宫。在权势与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之间，显然前者更具诱惑力。在王振看来，一个得不到权势的男人更加痛苦，比做不成男人还要痛苦。

对于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对于整个帝国来说，一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在不经意中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

古代读书人通常会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至高理想，就算走到无路可走，也九死不悔。王振有勇气将自己逼入宫门，绝不仅仅是为了身上衣和口中食，更不是为了洗刷一个罪犯的耻辱。作为一个文人，他更希望触摸到帝国的政治权力。

对于读过两本圣贤书的王振而言，他当然知道宦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涉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王振从迈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就在内心深处盘算着如何在帝国权力场上实现个人的理想。机会随着宣宗朱瞻基的上位而降临。朝廷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