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帝国时代：垮塌的权力三脚架（第2/3页）

走进东林书院的不光有在野人士，甚至连一些在职官员也会前来参加讲学活动。用东林书院创办者顾宪成的话说，就是“同志毕集，相与讲德伦学，雍容一堂”。官员的不断参与使得东林书院逐渐成为朝堂之外的权力集散地。低级别官员加入其中是为了形成抱团势力，寻找政治靠山；而高级别官员加入其中，则是为了形成对抗皇权与其他势力集团的党派。

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而东林党从建立之初就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其成员标榜文人的道义气节，以天下君子自居。

在一个道德统治的国度里，东林党人把自己视为道德的化身。可问题是，结党必然会营私，结党必然会破坏政治势力的平衡。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统治者都不愿看到有人结党。

现在有一个词叫“圈里圈外”，里外是两个世界。东林书院的存在，将帝国的政治势力划为圈里圈外。圈里是东林党人，他们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专门同皇帝和帝国的高级官员作对，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圈外是非东林党人，他们是遵循官家游戏规则，迎合皇帝和辅臣的人，被称为“邪佞”。东林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威胁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还有皇家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东林党人士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采取防范措施。既然东林党是抱团组织，那么为了保持权力博弈的平衡，非东林党人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同乡中的高官为领袖，组建自己的党派。这样一来，在帝国官场上就形成了一个攻守联盟。

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之下，帝国的权力系统内部党派林立。在当时能够与东林党相抗衡的党派，是同样居于帝国权力系统高层的浙党。

如果说东林党是在野人士的权力抱团，那么浙党则是朝堂人士的权力抱团。当时的帝国首辅沈一贯，纠结京城的浙江籍官僚，形成“浙党”。他们与东林党针锋相对，又与宫中的阉党遥相呼应。

除了浙党，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还有很多小派系。比如当时还有以湖北籍官员为主的是“楚党”，以山东籍官僚为主的“齐党”，而楚党与齐党常依附于浙党，合称为“齐楚浙党”。另外还有“宣党”和“昆党”。

由于“国本之争”拖延了很长时间，东林党与“浙党”等非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发展到最后，帝国的派别之争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不论是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争得没完没了，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被折腾得乌烟瘴气。各党派将帝国权力系统分解得支离破碎，相互之间明争暗斗，致使党争绵延数十年。

而万历皇帝也逐渐对东林党感到厌恶，因此直到万历末年，东林党人在帝国的权力格局中都没有占得上风。

官员之间的党争并没有发展到朝堂上的短兵相接，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利用“京察”的机会互相攻击。明代的官吏考核有两种制度：“京察”和“外察”。“京察”每六年施行一次，考查对象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外察”每三年施行一次，考核对象是在地方任职的官吏。

“京察”不是随便走过场的干部考核，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如果一个官员在“京察”中出了问题，那么他的仕途就算走到了尽头。

万历皇帝虽然在立储问题上一拖再拖，可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这时候，他已经年满二十岁。“国本之争”虽然有了一个形式上的结果，可是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帝国权力系统所遭受的破坏是无法计量的。

帝国虽然有了名义上的太子，可是在万历皇帝的心中，他却并不认同这个太子。正因为内心的不认同，所以他对朱常洛的态度也非常冷淡。加上这时候外朝内廷不断有流言传出，皇帝早晚会废了太子，再立皇三子福王朱常洵。在这种局面下，太子朱常洛和他身边的人都不免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

所有人都不看好朱常洛这个太子，连他自己都对未知的明天充满了怀疑。他无法安心待在东宫做一个享受型的宅男，无法安心等待皇权易手的那一刻。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年底，皇长孙朱由校（后来的天启皇帝）降临人世。朱由校的降生并没有为这个步履沉重的帝国带来多少活力，反而让那些言官们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炒作话题。

皇长孙朱由校的出生，并没有让万历皇帝对太子的态度有所改变。不仅没有改变，万历皇帝还把施予太子的冷漠又复制了一份送给皇长孙朱由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位御史上奏“皇长孙年已十龄，未闻出阁，岂成燕翼之深谋？”就是说，皇孙朱由校已经年满十岁，可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宫廷教育，将来怎么能够担当大任。这份奏章一直被万历帝皇帝“留中”，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这难免会让那些帝国官员浮想联翩，毕竟太子朱常洛当年也有过同样的人生际遇。

万历十八年（1509年）年初，当时还不是太子的朱常洛已经八岁，已经过了正式入学读书的年龄。迫于朝臣们的压力，首辅申时行等四位大学士集体向万历皇帝请愿，提出“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

朱常洛的出阁读书涉及一系列问题，必须要确认他的太子身份。万历皇帝宁可拖着耽误皇子的教育，也不愿意把册立太子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太子受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并慎重选择皇子的讲官和近侍，尽心培养帝国的接班人。

在太子的教育问题上，明朝虽然制定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礼仪程序，却没有规定皇子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确立对未册封为皇太子的皇位继承人提前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规范。

当时的皇家教育(尤其是东宫教育)是建立在册封基础上的，没有取得太子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虽贵为皇子，却因为敏感特殊的身份，不仅不能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连最起码的基础教育也难以进行。

朱常洛的教育问题一拖再拖，主要是因为太子身份始终没有落实。万历皇帝的冷漠态度，使得朱常洛受册封为太子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太子应该得到的受教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