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第3/4页）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得批准。蓝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有一次，他见朱元璋的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报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私底下相互勾连，准备起事，欲劫皇上车驾。

朱元璋正愁找不到借口，便将其拿下，亲自审问，再由刑部刑讯逼供，以假作真。据称蓝玉在受审时对他的叛逆罪供认不讳，同时在他的招供过程中，又把许多侯爵以及吏部尚书詹徽都牵扯进来。詹徽曾经主持审理过李善长的案子，现在又奉旨受理蓝玉一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蓝玉的供词把詹徽也拉了进来。

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三月，蓝玉被公开肢解。蓝玉作为军队统帅部属众多，受株连的人数众多，而且最后的下场都是族诛。也就是一人犯罪，或受株连，就按家按族屠戮。在蓝玉一案中，许多开国功臣都跟着成了刀下冤魂。这就不免让人猜测，朱元璋之所以要实行这种大清洗，就是要除掉可能威胁皇位继承人的帝国权贵们。

事后，朱元璋为了辩明自己行为的正确性，他想出了各种办法。胡惟庸案结束以后，朱元璋搞了一个《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蓝玉案结束以后，朱元璋又搞了一个《逆臣录》，并且是朱元璋“手诏布告天下”，列名《逆臣录》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给蓝玉和胡惟庸两件清洗案做个了结，同时向帝国的权力集团和民间社会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两件大案是钦定的，谁也不准来翻这个案。

朱元璋掀起的这场“连环三击”前后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受诛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有五万人之多。效果是达到了，可天意民心却难以交代过去。

其中有些人的确属于罪大恶极，自取灭亡。譬如永嘉侯朱亮祖仗着手中的威权，横行霸道，可谓恶贯满盈。但更多的人死得实在是冤枉，罪名安的也是不清不楚。朱元璋巧妙地借助朝臣之间的矛盾，将诬陷栽赃运用到了极致。他先后以谋逆、谋反、通倭等种种罪名把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几大权力集团全部收拾干净，只杀得刀锋卷口。

“蓝玉案”发生一年后，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在上面打稻谷，声响远震数里。有仇家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将其召入京城，赐以毒酒，冯胜毒发而死。颖国公傅有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被赐死。定远侯王弼躲在家里偷偷叹息：“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结果被检校监听并告密，也被朱元璋赐死。

经过这么上上下下的一番折腾，帝国的开国功臣已经所剩无几。依然有幸存活于世的，一个个都远离权力核心地带，自己笼起袖子晒太阳去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没有因罪获刑，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是死在胡蓝大案之前，沐英镇守云南，天高皇帝远。只有汤和躲过了这一场接一场的血腥清洗，实在是不容易。要知道汤和同颖国公傅友德是儿女亲家。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的分权制衡体系就这样在血腥中建立起来，那些可能威胁到朱明王朝统治的功臣被一个个剔除，但事情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虽然这时候相权被生生剥离出了权力系统，但由于朱元璋的血腥杀戮毫无节制，使得帝国权力结构中的辅政系统损毁严重，最后竟然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

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在那个庞大的复式立体化的权力系统中，行政机构都变成了花瓶式的摆设，看上去很美，可中看不中用。官员们事无巨细都要跑到朱元璋面前去请示汇报一番，皇帝没有拍板的事，谁也定夺不了。这就像在一个几十口人的封建大家庭里，所有的事都让一家之长拿主意。如果一个人饿了喝碗牛肉汤、渴了泡壶龙井也要来个请示汇报，一次两次算是尊重长辈，天天如此，谁也受不了。一个家庭尚且有轻重缓急，运转一个偌大的帝国又岂是一个人能够忙得过来的。

朱元璋虽然是劳模皇帝，可劳模皇帝毕竟也是肉身凡胎而不是神灵精怪。他面对的是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复杂政务，这让他陷入了身心俱疲的境地。

十七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个人权利造成最大伤害的却往往是国家权力。他认为人们若把财产交给专制君主来保护，便无异于为了防止狐狸的骚扰而甘愿为狮子吞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君主政体下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为了防范政府超出人们对它的授权，更好地保护人们的权利，分权便是必要的了。

朱元璋进行的权力整顿运动可以说是官家制度的重大变革，这项以强化皇权为目的的变革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与皇权较劲了一千五百多年的相权就这样在朱元璋手里化为无形，这也开启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官家权力新格局。

虽然废除宰相制度让他的工作量翻了几番，他甚至感觉到了力不从心，但他从没有想过再度恢复宰相制度。前朝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朱元璋不能不警醒。每次皇权与相权博弈之后，当皇权取得主动，皇帝为了分流相权，往往会让自己的官家系统生出新的权力枝节，也就是新的辅政机构。这就形成了权力的恶性循环。在每一次循环过程中因为新的权力危机，不是宦官（太监）干政，就是皇亲国戚篡权。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历史上哪一次宦官专权不是由开国君主为了加强皇权而埋下祸端，自己美滋滋地得到了现实利益，报应却落在后辈中的无能者身上，不是被宦官专权，就是引发朝纲混乱，权力易主。朱元璋对废相后面临的权力困境还是认识不够，可他并不愿意在历史的铁律面前乖乖就范。他要走出一条权力的新路，一条可以打响其个人品牌的道路。

既然要推倒一切重新来过，那就索性闹他个天翻地覆。朱元璋以此为由头，对新帝国的官吏队伍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除了朱元璋本人，谁也未曾料到这样的一场清洗会以如此暴烈的方式。

朱元璋在杀伐决断上绝对称得上一名快刀手，只要他感到不快或者不安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而且出手的速度快如闪电。让人不解的是朱元璋在对待胡惟庸的问题上却是另外一番情形，纵容，再纵容。甚至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胡惟庸在洪武朝的权力结构中都是一人独揽大权，即一个人当丞相，时称“独相”。但是对其他人朱元璋却缺乏足够的耐心，要知道在胡惟庸前面垮台的那些人中，常遇春、徐达、刘伯温等人的地位与威望哪个不曾超越胡惟庸？可这根本挡不住朱元璋清洗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