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赋 税（下）（第4/6页）

五代酒禁，亦随时而宽严不同，然以大体言之，则较唐为尤酷。《通考》：梁开平三年（909年），敕诸道州府百姓自造曲，官中不禁。此为五代时最宽之政，至后唐而大变。薛《史·明宗纪》：天成三年七月，诏弛曲禁，许民间自造，于秋苗上征纳曲价，亩出五钱。时孔循以曲法杀一家于洛阳，或献此议，以为爱其人，便于国，故行之。此事亦见欧《史·孔循传》，云“循族杀其家”。《通鉴》则云“循族之”。所杀当是一家，非真连及宗族，然亦酷矣。薛《史·食货志》详载此诏曰：“应三京、邺都及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后，于是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曲，酝酒供家。其钱随夏秋征纳。《通考》多“并不折色”四字。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内，《通考》多“及关城草市”五字。逐年买官曲酒户，便许自造曲、酝酒货卖。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户《通考》作“逐月”。计算都买曲钱数，内十分只纳二分，以充榷酒钱。其余诸色人，亦许私造酒、曲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故违，便即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坊村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通考》引吴氏《能改斋漫录》曰：“今之秋苗，有曲脚钱之类，此事起于五代后唐。当时虽纳曲钱，民间却许自卖酒，时移事变，曲钱之额，遂为定制，而民间则禁私酤矣。”此亦如盐之按户征钱而又官卖矣。薛《史·食货志》又载长兴元年二月赦书节文：“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二年（931年）诏曰：“乱离日久，贫下户多，各务耕田凿井，孰能枕曲藉糟？既随例以均摊，遂抱虚而输纳。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敕下之日，人甚悦之。”此事《纪》在长兴二年五月。又云：“七月，三司奏先许百姓造曲，不来官场收买，伏恐课额不逮。请复已前曲法。乡户与在城条法，一例指挥。仍据已造到曲纳官，量支还麦本。从之。”前诏不及一时而更，恐实未曾行也。《末帝纪》：清泰二年正月，“三司奏添征蚕盐钱及增曲价。先是曲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改元赦诏：“曲每斤与减价钱三十文。”汉法，犯盐曲者，不计斤两，并处极刑，周广顺二年（952年）始革之，已见上。《食货志》载显德四年七月诏曰：“诸道州府曲务，今后一依往例官中禁法卖曲。逐处先置都务，候敕到日，并仰停罢。”《通考》云：“敕停罢先置卖曲都务。应乡村人户，今后并许自造米醋，及买糟造醋供食。仍许于本州县界就精美处酤卖。其酒曲条法，依旧施行。先是晋、汉已来，诸道州、府皆权计曲额，置都务以酤酒。民间酒醋，例皆醨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盖晋、汉由卖曲进而卖酒，并及于醋，至此则禁卖酒醋，而曲法依旧也。薛《史·晋少帝纪》：天福八年九月，前颍州团练使田令方追夺在身官爵，勒归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额外配民曲钱，纳归私室故也。欧《史·慕容彦超传》：唐、晋之问，历磁、单、濮、棣四州。坐濮州造曲受赇，法当死，汉高祖自太原上章论救，得减死流于房州。法已弊而官吏又恣意臧贿，其厉民可知。

茶税始于建中三年九月，与漆、竹、木、商钱并税。兴元改元，又与漆、竹、木及间架、除陌钱并罢。贞元九年正月乃复税。皆见《新书·本纪》。《食货志》云：“德宗纳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兴利者益进。贞元八年（792年），以水灾减税。明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案赵赞之税竹、木、茶、漆，实欲以充常平本钱，已见第六章第三节。张滂之税，《通鉴》记其事云：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盖初意欲以抒民，而后移作别用？此实财政艰窘所致，未可以咎始议之人。《新志》并赵赞皆视为希意兴利者流，实非持平之论。《旧书·王绍传》：贞元中，为仓部员外郎。时属兵革、旱蝗之后，令户部收阙官俸，兼税茶及诸色无名之钱，以为水旱之备。绍自拜仓部，便准诏主判。及迁户部、兵部郎中，皆独司其务，擢拜户部侍郎，判度支。足见是时税敛，意多主于备荒。史家于德宗以后之筹款者，一切目为言利，实非平允之论也。《旧纪》与《通鉴》纪贞元九年（793年）事，皆曰“初税茶”；《旧纪》又云：“茶之有税自此始。”盖由赵赞之法未久即罢之故？然税茶不得云始于张滂，自以如《新纪》建中三年（782年）言初税，贞元九年（793年）言复税为是。胡三省注《通鉴》云“榷茶之说，始于赵赞，至张滂而始行”，未免失之回护矣。《鉴》云：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茶山皆属州县，不得如《新志》为并列之辞。《通典》云：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贩茶者十分税一，措辞亦较《新志》为审。《旧书·德宗纪》：贞元十五年（799年）讨吴少诚诏云“寿州茶园，辄纵凌夺”，而《少诚传》言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盖园即在山上也。岂滂之法，或于出茶之山，或于其货鬻之州县，或于其贩运之路税之，立法初不一律，故《新志》之言如此邪？《志》又云：“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事在长庆元年五月，见《纪》。拾遗李珏上疏谏，不报，见两《书·珏传》。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其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制。”王涯变法，事在大和九年十月。《旧纪》云：涯献榷茶之利，乃以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又云：十二月，诸道盐铁转运榷茶

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请停，从之。此所谓榷，盖指官卖，以别于张滂以来之税法？故云自涯始。涯之此举，诚为操切，然史之所去，亦有过当，且皆归狱于郑注，恐并未必得实也。《旧书·注传》云：初浴堂召对，上访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新书·注传》略同。其《王涯传》云：始变茶法，益其税以济用度，下益困。而郑注亦议榷茶，天子命涯为使，心知不可，不敢争。李训败，乃及祸。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诛，皆群诟詈，抵以瓦砾。《旧书·涯传》云：涯与同列归中书会食，仓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谓榷茶议出郑注，涯知其不可不敢争，皆莫须有之辞。王涯见擒，何以在茶肆？事殊可思，而诟厉之，投以瓦砾者，亦岂真直道而行之百姓邪？《志》又云：“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事在开成五年十一月，见《纪》。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搨地钱；故私贩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旧书·休传》云：立税茶法二十条，奏行之。《新传》云：时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他货横赋之，道路苛扰。休建言许收邸直，毋擅赋商人。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私商给自首之帖。《通考》云：休以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请委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无苛夺。所翼招怀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欺。案此欲变私贩为商人也。《新志》此处，辞不明白，或有夺误。《通鉴》文宗大和二年（828年）《注》云：凡茶商贩茶，各以若干为一纲，而输税于官，则当时茶商，贩运之规模颇大，积至若干斤乃论罪，亦犹盐法所携极少者勿论也。天下税茶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模，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悰每斤增税钱五，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观此，则当时之荼，计其重有常形制，税时不复权，但案其形制收税也。唐茶税之大略如此。诸道多挠税法，亦与盐税同。懿宗时，以安南溪洞首领能御蛮寇，以其须岭北茶药，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则前此必有禁止者。《新书·循吏·何易于传》：为益昌令。盐铁官榷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赋毒之乎？”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地方之玩法扞命如此。如何易于者，固能恤民，然或反其道而行之，则其病民亦有不可胜言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