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赋 税（下）（第2/6页）
之世矣。汉武用桑弘羊，意或在于平准，其后岂不徒以敛财？夫亦岂不厉民？然较之明世三饷专取诸农民者何如？史册俱在，焉可诬也？然则刘彤、赵赞辈，皆唐世之通人矣。《通考》载开元十年八月敕云：“诸州所造盐铁，每年合有官课，比令使人句当，除此更无别求。在外不细委知，如闻称有侵克。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依令式收税。其姜师度，除蒲州盐池以外，自余处更不须巡检。”此即《旧传》所谓因多沮议，事竟不行者。开元以前，山海之税，盖至轻矣，而见沮犹如此，此非所谓“浮食之民，沮事之议，不可胜听”者乎？刘彤上书，师度奉使，据《旧传》，事在开元七年（719年）。《通典》谓彤上书在元年（713年），恐误。其后兵起，以此取给于一时，亦胜无名之横敛。故李萼劝颜真卿行之河北，第五琦实取法焉。《新书·颜真卿传》：肃宗即位，复为河北招讨使。时军费困竭。李萼劝真卿收景城盐，使诸郡相输，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参贺兰进明军，后得其法以行，军用饶雄。三州、七关之复，委度支榷温池盐以赡边。谓灵州之温泉池也。事见《新书·吐蕃传》。交、广、邕南用兵，旧取岭北五道米往饷之，船多败没。郑畋为相，请以岭南盐铁委广州节度，岁煮海，取盐直四十万缗，市虔、吉米以赡安南，而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皆足见盐利之有裨国用。独无如交征利而不恤人民者，中央地方皆然。至于四分五裂之际，转以益藩镇割据之资。唐自军兴以前，取于山海者甚薄，至榷法兴而大异矣，故论者或以为盐税归诸地方，胜于中央。如《新书·独孤及传》：及子朗，元和中擢右抬遗，建言宜用观察使领盐铁，罢场、监管榷吏是也。不悟政清而取之薄，管榷亦无害于民，政苛而取之重，而又寄其权于地方，莫能管摄，则其厉民必更甚。中叶后虽行管榷，地方官仍颇有权。《新书·卢商传》：商以宣宗时为苏州刺史。吏以盐法求赢赀，民愈困。商令计口售盐，无常额，人便之，岁赀反增。足见变法权在州郡，不必请命中央。如董昌，且能罢榷盐以悦人矣。亦见《新书·本传》。又《成汭传》：为荆南留后，云安榷监本隶盐铁，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万。《藩镇传》；刘从谏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皆借盐税以为割据之资者也。而山海之利，本在轻徭赋以利凡民者，卒仍表散之于凡民，与计口增税无异也。
五代时，池盐、海盐等税，一切如故。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三月，以张绍珪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四年二月，以李肃为两池榷盐使。《朱友谦传》：庄宗灭梁，友谦觐于洛阳，既归藩，请两池榷盐每额输省课，许之。《明宗纪》：同光四年（926年），孔谦既诛，中书门下上言：请停废诸道盐运使，盖谦为租庸使时所置也。天成二年十一月，贝州刺史窦廷琬请制置庆州青、白两池，逐年出绢十万匹、米万石。诏升庆州为防御所，以廷琬为使。廷琬由是严刑峻法，屡挠边人，课利不集。诏移任金州。廷琬据庆州叛，讨平之。事见本传。《周太祖纪》：广顺三年五月，前庆州刺史郭彦钦勒归私第。以其兼掌榷盐，擅加榷钱，民夷流怨故也。其时盖以通商之利为薄，故有取于官卖。《通考》云：“官卖未必能周遍，而细民之食盐者，不能皆与官交易，则课利反亏于商税。于是立为蚕盐、食盐等名，分贫富五等之户而表散抑配之。薛《史·唐庄宗纪》：同光三年二月，“诏兴唐府管内有百姓随丝盐钱，每两与减五十文。逐年所表蚕盐，每斗与减五十文”。《明宗纪》：同光四年（926年），孔谦诛后，中书门下上言：请百姓合散蚕盐，每年只二月内一度表散，依夏税限纳钱。《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赦文：“洛京管内逐年所配人户食盐，起来年，每斤特与减价钱十文。”《周太祖纪》：广顺三年十二月，“诏诸道州、府县、镇城内人户旧请蚕盐征价，起今后并停”。《通考》云：敕诸州、府并外县、镇城内，其居人屋税盐，今后不表，其盐钱亦不征纳。所有乡村人户合请蚕盐，所在州城、县、镇，严切检校，不得放入城内。合下引《通鉴》汉时郑州民以屋税受盐之事观之，当时城内居民，盖随所居按户表散也？逮其极弊也，则官复取盐自卖之，而人户所纳盐钱，遂同常赋矣。”薛《史·食货志》：“晋天福中，河南、河北诸州，除表散蚕盐征钱
外，每年末盐界分场务，《通考》云：种者曰颗盐，出解州。煮者曰末盐，出濒海。《少帝纪》作“海盐界分”。约粜一十七万贯有余，言事者称虽得此钱，百姓多犯盐法，请将上件食盐钱，于诸道州、府计户，每户一贯至二百为五等配之，任人逐便兴贩。既不亏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诸处场务，亦且仍旧。俄而盐货顿贱。去出盐远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不过一十文。掌事者又难骤改其法，奏请重制盐场税。盖欲绝其兴贩，归利于小官也？七年十二月宣旨下三司：应有往来盐货悉税之。过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其诸道州、府应有属州盐务，并令省司差人句当。既而粜盐虽多，而人户盐钱，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苦之。”亦见《少帝纪》天福七年（942年）。马君所论，正指此也。马君又云：“当时江南亦配盐于民而征米，后盐不给而征米如故，其弊历三百年而未除。宇县分割，国自为政，而苛政如出一辙，异哉！”案民多淡食，古今论盐务者皆深病之。今一例征钱，是使贫弱者为富强者出税也。为政至此，可谓极弊矣。薛《史·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赦文：“北京管内盐铛户合纳逐年盐利，昨者伪命指挥，每斗须令人户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极知百姓艰苦。自今后，宜令人户以元纳食盐石斗数目，每斗依实价计定钱数，取人户便稳，折纳斛斗。”铛户所纳如此，盐价之贵可知。《廿二史札记》有五代盐曲之禁一条，可以参看。《食货志》：周广顺三年三月，诏曰：“青、白池务，素有定规。只自近年，颇乖循守。比来青盐一石，抽税钱八百文，足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钱五百文，盐五升。其后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访闻更改已来，不便商贩、蕃人、汉户，求利艰难，宜与优饶，庶令存济。今后每青盐一石，依旧抽税钱八百文，以八十五为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五百，八十五陌，盐五升。此外不得别有要求。”云更改已来，不便商贩，则因抽税之重，招致盐价之昂，又可见也。《周太祖纪》：广顺二年八月，“诏改盐曲法。盐、曲犯五斤已上处死，煎鹻盐者，犯一斤已上处死。汉法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至是始革之”。《通鉴》云：“汉法，犯盐、曲无问多少抵死。郑州民有以屋税受盐于官，过州城，吏以为私盐而杀之，其妻讼冤，始诏以斤两定刑有差。”法酷如彼，吏残如此，诚亘古所罕闻矣。薛《史·晋高祖纪》：天福元年十一月改元赦文：“其在京盐货，元是官场出粜，自今后并不禁断，一任人户取便籴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开场籴货。”《食货志》：周显德三年十月，“敕漳河已北州、府界，元是官场粜盐，今后除城郭草市内仍旧禁法，其乡村并许盐货通商。逐处有鹻卤之地，一任人户煎炼、兴贩，则不得逾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此等皆渐废官卖之法，然仍旧贯处尚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