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第十（第3/3页）
物理学家费曼称得上是快乐种子。有一次，费曼和朋友一起去酒吧。费曼说自己为盛名所累，讨厌别人围着，费曼请求他的朋友，不要告诉酒吧里的人们自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他并不希望引人注目。结果，他的朋友发现，在很短一段时间后，酒吧中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费曼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了。几下盘问，原来费曼进酒吧后，逢人便炫耀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份。
物理学家狄拉克以沉默寡言著称。后来成为知名天体物理学家的席艾玛，在1950年前后拜狄拉克为导师。有一次，席艾玛兴奋地跑到狄拉克的办公室说：“狄拉克教授，关于宇宙学中恒星形成的问题，我刚刚想出一种方法，我可以告诉你吗？”狄拉克的回答是：“不。”谈话就此结束。
简·芳达年过半百时，她决定模仿凯瑟琳·赫本，她说：“我年纪大时，赫本是个很重要的模范。”
在公共场合，艾森豪威尔总是尽可能地保持着冷静。他对约瑟夫·R.麦卡锡极度蔑视，麦卡锡搞的政治迫害从杜鲁门时期一直延续到艾森豪威尔年代，可艾克拒绝跟麦卡锡进行个人的较量。“我不愿意，”艾克拍着桌子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绝不愿意与那个无赖待在一条街沟里。”
帕瓦罗蒂年轻时曾一边学习唱歌，一边在保险公司做保险推销员，同时还在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他上午教课，下午卖保险。由于兢兢业业，他很快成了卖保险的行家；但对于教课，他觉得像一场噩梦：“我无法在学生面前显示出自己必要的权威。”
美国作家海明威、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等人都习惯于站着写作。海明威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为人谦和，无论见了谁都点头哈腰，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经营哲学：“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
德国著名诗人和戏剧家布莱希特对冗长、单调、无效的集会和会议极为厌恶。有一次他被邀参加一个作家会议并致开幕辞，一开始，主办人以冗长的贺词向到会者表示欢迎，然后以高八度的声音激动地宣布：“现在请布莱希特致开幕辞！”布莱希特站了起来。记者纷纷掏出笔记本，照相机也咔嚓作响。布莱希特只讲了一句：“我宣布会议开始。”
20世纪60年代，当许多妇女喜欢穿超短裙时，夏奈尔就开始抨击这种时髦。这位年长的时装设计师还和以往一样专制而能言善辩，她对面向青年的流行文化和时装也不客气，“肉体的展览”是她曾给予的一种评价。她说：“我讨厌老女孩。”她反对30岁以上的女人穿超短裙。
在有名的“厨房辩论”中，赫鲁晓夫问尼克松：“美国存在多久？三百年？”尼克松答称，美国大概是180岁了。赫鲁晓夫一边大挥其手臂，把整个展览厅扫视一遍，一边说：“哦，那么美国已生存了180年了，这是她已达到的水平”，“我们存在还不到42年，再过7年我们将会达到同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话吸引住了，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赶上你们并超过你们时，会向你们招手的。”
罗杰·史密斯初次去通用公司应聘时，只有一个职位空缺。他信心十足地对接见他的人说：“工作再棘手我也能胜任，不信我干给你们看……”后来接见他的人告诉同事说：“我刚才雇到一个人，他想他将成为通用公司的董事长。”
“萨特式的小房间”是指什么呢？就是两居室的小套房，租来的。萨特不要任何财产，年轻时连固定落脚地都不要，住小旅馆。后来算是租了房子，向年龄让步了。里面一张书桌、一张床，墙上一张革命宣传画。有人来看他，发现没有书架：“怎么，你竟然没有书？”他说：“没有。我读书，但不拥有书。”
美国企业家艾柯卡注重维护下属的积极性，他通常这样说：“假如你要表扬一个人，请用书面方式；假如你要使被批评者不至于过分难看，那么，请用电话。”
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看事的方式是很生动形象的，但对诗的解释却不好。他说：“虽然海德格尔非常善于思考，在这方面我也许是不及他的，但是海德格尔是太着重于概念，尽管他也几乎不使用词，但对于诗或语言的音乐方面他没有感觉，在这方面我可能超过他。”
1989年8月，索尼召开了决定是否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会议由盛田昭夫董事长与大贺总裁之间的对话所支配。此前，大贺一直坚决拥护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议记录写道：“通过董事长提议，放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购。”中途就餐时，盛田落寞地说：“真是太糟糕了。我一直都在梦想着拥有一家好莱坞的电影厂。”再开会时，先前的记录被修改为：“经过董事长同意，索尼将继续实施这次并购。”
作家苏珊·桑塔格在谈论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时说：“有些人的一生是堪做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做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粗略地讲，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
默多克工作起来就像发疯，写文章，定标题，设计版面，拣字排版，样样他都亲自插手。他听说珀斯市的《星期日时报》经营不善，濒临倒闭，便决定兼并它。珀斯市在澳大利亚西海岸，人口35万，从阿德莱德到珀斯乘飞机需6小时。结果，默多克筹措了40万美元兼并了这家报社。默多克的一位朋友感慨地说：“他总是能够利用别人口袋里的钱把事办成。”
1998年2月，在拜访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时，叶利钦忘记对意大利国旗行礼，从意大利国旗旁径直走了过去。他的助手对此显得很窘迫，但也未能及时拉住他。在访问过程中，叶利钦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并数次需要助手搀扶。在结束访问的国宴上，叶利钦不无歉意地表示：“我对罗马、意大利以及意大利女性有着无限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