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第十（第2/3页）

考古学家柴尔德先后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是史前考古领域的权威。在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保守的考古学家们说，尽管柴尔德倾向于左翼政治，但他是非常真挚的，他没有完全超脱肉体感官的享受。柴尔德是科学协会的会员，而又似乎很欣赏人们称他为“红色教授”。

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许多人当面叫他小弗莱，背后则嘲笑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苏格兰老古董”。有一天，实验室主任赖特爵士主持例行的业务讨论会。一些实验工作人员口若悬河，哗众取宠，唯独小弗莱一直沉默不语。赖特爵士转过头来问道：“小弗莱，你有什么看法？”“做。”到了下午5点钟，赖特爵士又问他：“小弗莱，你现在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茶。”原来，喝茶的时间到了。这一天，小弗莱在实验室里就只说了这两个字。

出版家卢斯认为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他说：“任何新闻学的歪曲或扭曲都是为了上帝和耶鲁。”

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有两个外号，蒋介石叫他“土匪原”，西方叫他“东方的劳伦斯”。他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几乎无所不通，熟读《三国》、《水浒传》，了解中国民族性。土肥原重信义、尚承诺也很有名。抗日名将马占山即认为土肥原不骗人；宋哲元评价土肥原说话算话；德王痛骂日本人时如果扯到土肥原上，则说：“他懂，他懂，他说话算话。”他自己则认为阴谋只是一种技术，使用越少越好，最大的谋略就是诚心，彻头彻尾的诚心诚意，推心置腹。

俄国物理学家伽莫夫取得成果后，玻尔让他去英国向卢瑟福请教。不过玻尔告诫他说，他向卢瑟福介绍原子核嬗变的量子理论时必须十分小心，因为这位老头一点儿也不喜欢标新立异，他有句口头禅：“一个理论只有简单到连酒吧间招待也能明白，那才是好理论。”

建筑家勒·柯布西耶一生游移于古典主义、机器文明、民俗文化三者的矛盾冲突与融合之中，探索如何通过具体的建筑形式和空间构成，超越实用功能的狭隘观念，追求诗学的美的理念，最终是要创造并实现人类的和谐生活。他说：“除了钢铁、混凝土，还需要用爱来建造。”

由于“二战”的悲惨经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来过着单调的生活，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那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人称做“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甘地曾于1931年在伦敦会见过萧伯纳。甘地遇刺后，萧伯纳在唁电中说：这一事实表明，“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多么危险”。

军事家华西列夫斯基跟军事家朱可夫是两种类型：朱可夫豪爽开朗，大胆果敢，魄力强；华西列夫斯基老练稳重，平易近人。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回到大本营，斯大林开玩笑地说：“瞧您指挥这么一大批部队，而且您干得不坏，但您自己也许连苍蝇都没有欺侮过。”后来朱可夫在帮助赫鲁晓夫的过程中，曾表示：“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别想从原地移动。”

画家米罗说过：“毕加索拥有十个女人，他就有十种美学思想。”

英国政治家比弗布鲁克男爵，一向仗义执言，对政治和时事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天，比弗布鲁克男爵在厕所里碰到了爱德华·希思，当时希思还是下院的年轻议员。恰好几天前他曾在报上攻击过希思，男爵很不好意思地对希思说：“亲爱的年轻人，我想那件事就让它过去了吧。那是我的过错，现在我向你道歉。”“谢谢啦，”希思咕哝着说，“不过下一次，我希望你在厕所里攻击我，而在报纸上向我道歉。”

1944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遇到埃斯特拉。博尔赫斯求过婚，可是埃斯特拉半开玩笑地说：“除非我们先上床我才会嫁给你。”埃斯特拉多年后对别人说：“我知道他永远不敢。”

美国总统约翰逊对手下人十分严格，喜欢讲他们的不是。一次，他走过一个同事的座位，看到他的办公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就故意提高嗓门说：“我希望你的思想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乱七八糟。”这位同事费了好大的劲，才在约翰逊第二次巡视办公室前把文件整理好了，并清理了桌面。约翰逊又来到办公室时，一看原来乱槽槽的桌面变得空空荡荡，于是说：“我希望你的头脑不要像这张桌子这样空荡荡的。”

哲学家莫里斯·科恩曾任纽约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一次，在他上完哲学导论课后，一名女学生向他抱怨：“科恩教授，听完您的课，我觉得您在我深信不疑的每一件事上都戳了一个孔，可又没有提供替代品来填补，我真有点儿无所适从了。”“小姐，”科恩严肃地说，“你该记得，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干过许多差事，他清洗了奥吉厄斯王的3000头牛、3年未打扫的牛厩，难道非得再用什么把它填满吗？”

小说家安·兰德有其独一无二的风格，她绝不允许出版社对她的对话稿删除一个字，她会问：“你会删除《圣经》的内容吗？”

贝塞克维奇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几何分析学家，生于俄罗斯，“一战”时期到英国。他很快就学会了英语，但水平一般。他发音不准，而且沿袭俄语的习惯，在名词前不加冠词。有一天他正在给学生上课，班上学生在下面低声议论教师笨拙的英语。贝塞克维奇郑重地说：“学生们，世上有5000万人说你们所说的英语，却有2亿俄罗斯人说我所说的英语。”课堂顿时一片肃静。

石油大王保罗·格蒂是冒险家，也是不尽职的父亲、重婚者、吝啬鬼，并涉嫌同情纳粹分子。他的一生，狂热地追逐金钱，追逐女人……从人格方面说，他绝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就事业的成果而言，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在欧洲学习期间，他不断地写信向父亲要钱，在信中埋怨父亲对他太吝啬，这些信“像是一个律师写给一个犹太放债人的，而不是一个独生子写给慈爱而慷慨的父亲的信”。

鉴于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卓越的功勋，1943年，美国国会同意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军衔“陆军元帅”。马歇尔坚决反对，他说，如果称他“Field Marshal Marshall”（马歇尔元帅），后两个字母发音相同，听起来很别扭。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将使他的军衔高于当时已病倒的潘兴陆军四星上将。马歇尔认为潘兴才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军人，马歇尔不愿使他最崇敬的老将军的地位和感情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