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第4/12页）

意大利由这些损失所得的回报，则是解放与未解放的奴隶无产阶级和从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涌进的手艺人和商贩，他们主要聚集在首都，但在奥斯提亚、普特奥利和布林迪西等港市的更多。然而，意大利的大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却连这些杂驳的分子都没有，而只是绝对的人口降低。尤其有几个地区特别严重：如放牧区阿普利亚，被当时的意大利人称为最荒凉的地带；如罗马城周围的地区，一年比一年荒芜，原因是恶性循环的农业衰退与疟疾日益严重；拉比西[6]、伽比与波维莱，原是那么欣欣向荣的乡镇，现在也已朽败不堪，连拉丁节的时候找代表参加都感困难。图斯库姆虽然仍是拉丁姆最受尊重的社团，却几乎仅由住于首都的乡绅家庭组成，只保留了他们图斯库姆的公民权而已；但登记有选举权的公民，数目却连意大利内陆的小社团都不如。这一带能服兵役的人原本是罗马国防力之所寄，但现在却完全消失，以致当大家看到埃奎人和沃尔西人战争的报告时，不禁惊恐，因为这跟最近的事态相比太令人难信了。并不是每个地方情况都如此之坏，尤其是意大利中部及坎帕尼亚较佳。然而仍像瓦罗所说，“曾经人口众多的意大利城镇”一般而言都“普遍荒凉了”。

寡头统治下的意大利

在寡头政府下的这个意大利，确实是一副可怕的景象。乞丐世界与富豪世界之间的强烈对比是无以和缓的。两者的对比感觉越是清楚，财富之高峰与贫穷之深渊的距离越是令人眩晕，就有越多的人向顶峰攀爬，或从顶峰跌入渊底。两者的鸿沟越大，越会联合起来摧毁家庭生活（而家庭则是一切民族的种子与核心），联合起来堕落于怠惰、奢侈、腐败、罪行，为渴望为财富而发起战争。

财富与贫困联合起来把意大利人逐出意大利，而将这半岛用奴隶和沉寂充满。这是可怕的景象，但并不仅意大利如此。在奴隶国，凡是资本家政府发达的，就必然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神的美好世界。河川固然随处映现不同色彩，阴沟却天下一般；因此，西塞罗时代的意大利相似于普布利乌斯时代的希腊，又同样相似于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同样是首都中全权的统治阶级毁掉了中产阶级，把商业与农庄的经营推到了最繁荣的地步，结果导到伪善的面具下举国的道德与政治腐烂。近代资本对民族与文明的败坏，严重性远逊于古代资本主义城邦，因为自由人尽管贫穷，仍要比奴隶优越得多。只有到了北美的恶种种下之后，世界才又收到了类似的恶果。

恺撒的改革

在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下，这些罪恶最深的本质是无可挽救的，而那能挽救的部分则得靠人与时间。最好的政府，也不过像最好的医生一样，不可能使器官中已经腐败的液体重新新鲜；在根深蒂固的罪恶中，它所能做的只是排除那些妨碍自然复原能力的东西。新政权的和平努力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排除力，因为它割除了一些最坏的赘疣，例如对无产阶级的姑息，对罪犯的失于惩罚与乎官职的购买。但政府所能做的尚不止禁止有害家国之事。尽管突来的潮涌是没有任何堤防可以阻挡的，恺撒却不是因此而拒绝筑堤的人。一个国家及其经济如果能遵循自然的途径，当然是最好，但由于它们已经走出这个自然途径之外，恺撒便运用他的一切力量，以特别的干预来将国民带回他们的家与家庭生活，由法律与命令来改革经济。

限制意大利人离境的措施

为了限制意大利人离弃意大利，为了诱使上流社会与商人阶级以本乡为家，兵役年限缩短；元老级的人，除非为了公务，禁止居住意大利之外；其他的意大利人，凡在适婚年龄者（从二十至四十岁），不得连续三年不在意大利。恺撒在第一次任执政官时，曾设立卡普亚殖民区，凡有子女数人者，得先移民。现在，身为统领，他提议给予人口众多的家长以特别的报酬，而对离婚与通奸，他则以最高法官的身份施以无比严厉的处断。

严禁奢靡

对于奢侈行为，他甚至订下详细的法规，例如禁止华贵的墓碑；紫袍与珍珠只限于某些时间、年龄与阶级可用，而成年人则完全禁止；宴席花费订下最高价格；有些奢侈的菜肴则完全禁用。这些规定本身并非新创，但其新颖之处在于这“道德的宗主”严肃地要坚持付诸实行，派监察员监督市场，命令有地位的人宴席接受检查，而禁止的菜肴则予以充公。当然这样温和的警察行动只能使奢侈退入地下，但若伪善算是罪恶对美德的一种敬意，这表面的朴实也总算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改善了。

债务问题

对于规划金钱与农业的关系，恺撒的措施则更具重大的意义，也更有光明的远景。在这个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关于金钱的短缺与债务危机的。由于资本过度集中，产生了一条法令，规定每人手上的金银不得超过六万塞斯特斯；这个法令可能只是为了缓和公众对高利贷者的盲目怀恨。这个法令在公布时加以说明，谓此法只不过是以前的一条法令的加强，这表示恺撒可能耻于此法，而其实行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这个重要得多的是久久悬而未决的债务问题。打着恺撒名字的一派强烈要求债务完全取消。我们已经说过，他并未答应这种要求，但早在公元前49年，他就向债务人做了两个重要的让步。一、未付的利息取消，已付的利息则视为已还的本金的一部分。二、债权人必须接受债务人以动产或不动产抵债，而其价值则以内战以前的估价为准。

后面这个条款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债权人在“事实上”被视为那财产的所有者，而这财产又与他放的债相等，则他必然也要因普遍的贬值而遭同样的损失。但取消利息或以利息抵本金，则等于是让债权人不但损失利息，而且还因贬值而损失百分之二十五的本金，这是片面地取消债权人的权利。高利贷者的行为无论何等恶劣，这样做仍有失允当。

为了了解民主派何以对债权的取消有如此强烈的要求，我们必须回忆一下民主派对利息问题的立场之渊源。早在公元前342年，经由平民的努力，法律上就禁止收利息，但这个法令一直未为贵族理会（贵族借着次执政官而控制民事程序），但从那个时代起，这条法令却一直是有效的。公元前一世纪的民主派，自认在社会权益上是古代的继承人，坚持一切利息均不合法，甚至在马略时代的混乱局面中还曾加强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