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庞培与恺撒的联合统治（第2/8页）

从这黑漆漆的闹剧中自然不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因为它最主要的角色根本不知自己演的是什么戏。即使像恺撒这样的天才，也得由经验才明白情绪的骚动已经完全用尽了，政治煽动已不再是通往宝座之途。在现在这共和与君主青黄不接的季节，如果还有两眼发直的人披上恺撒已经抛下的预言家法衣，拿起手杖，搬弄盖乌斯·格拉古式的伟大理想，则充其量只能算是权宜之计。民主的骚动由之而起的那个党派，实际实质已那么空泛，以致在决定性的斗争中它甚至连插脚的余地都没有。

我们甚至不能说这种混乱状态使中立的公民产生了渴望，希望有一个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强大的政府。这类中立公民主要居住在罗马城以外，因此未受首都骚乱的直接影响；而那些深受影响的人，也由于过去的经验——尤其是喀提林阴谋（Catilinarian conspiracy）——也已彻底倾向法治。那些真为首都的暴动而震惊的人，最恐惧的乃是法制被推翻后所产生的巨大危机，相形之下首都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倒不那般可怕。这种无政府状态唯一明显的结果倒是庞培的痛苦处境，因为他不断遭受克洛狄乌斯党人的攻击，这在决定他未来的步骤时，则有实质的影响。

恺撒在高卢得胜及庞培的反应

庞培尽管厌恶主动，这时他却不得不想办法来改变他跟克洛狄乌斯与恺撒的关系了。克洛狄乌斯使他落入的丢脸处境，必定使天性凝滞的他都感到愤恨了。但更重要的却是恺撒与他之间关系的改变。他与恺撒这两个摄政王之中，他自己在政务的处理上是完全失败了，而恺撒则地位巩固，不再有任何顾虑与恐惧。恺撒不在乎是否可以得到允许，自行在他担任总督的南方一省——此省主要居民为罗马公民——征兵，使他的兵力增加一倍。他原先的任务是在意大利北方为罗马做看守，但他却领兵越过阿尔卑斯山，把辛布里人的一项入侵行动粉碎于伊始；两年之内（公元前58—前57年）他即将罗马部队带至莱茵河及英伦海峡。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贵族们那种惯例装作不闻不问，或仅是说说坏话，显然不发生作用。这个常被讥讽为优柔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军人的偶像了，是著名的胜利英雄了，他胜利的光辉使庞培陈旧了的桂冠失色——甚至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颁给恺撒庞培从没有得过的荣誉。庞培同他的副手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和以前倒转了。恺撒是今日的英雄，是罗马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主人；庞培则是曾经著名的将军，但现在已经过气。

不错，在岳父与女婿之间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但当两派的权力发生了实质的改变以后，政治的联盟实已从内部崩溃。同克洛狄乌斯的争执只会令人恼怒，恺撒与庞培地位的调换却对后者形成真正的危险了。恺撒及其徒众以往曾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庞培，现在庞培则不得不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恺撒了。即使高高在上的庞培那般不喜欢抛头露面，却仍旧得争取某种特别的行政官职，使他得以与那高卢两省的总督并驾齐驱，或甚至凌驾其上。

他的策略和他的地位，正和米特拉达悌战争（Mithradatic War）时恺撒的一样。庞培为了平衡遥远但兵力优越的敌人，也想求得类似的军事地位，于是他首先向政府机构要求。一年半以前，其实这是完全在他掌握中的。那时两个摄政王透过民众议事集会和元老院而统御全国；民众议事集会对他们绝对服从，把他们视为街头的主宰，元老院则完全慑于恺撒的威风。那时，庞培作为联合执政团的代表，也是公认的主脑，无疑可以从元老院与公民处获得任何他想要的任命——即使那任命是跟恺撒的利益相违背的。但他同克洛狄乌斯的难堪争执使他失去了统御民众的力量，在民众集会上他的提议不再可能赢得赞许。元老院对他的态度尚不至于如此不利；但即使如此，在长久而致命的静蛰以后，他是否仍然掌握着大多数元老，使他们给予他所需要的任命，仍属疑问。

共和派民众的反对

元老院——或宁说一般贵族——也同时经历了改变。正由于它已经沉沦到最低程度，它乃获得了新力量。在公元前60年的联合执政中，种种事情都已露了端倪，只是成熟的时机未至。加图与西塞罗的退出，恺撒与庞培的姻亲关系，都明显表露出君主政体性的流放和家族联盟。大部分公众，虽然对政治事件较为漠然，却察觉到君主政体的奠基工作越来越明了。

从那时开始，恺撒的目标显然已不是共和体制的修改，而是它的存亡；由于这个认识，许多有见识有地位而原先支持民主党的人，推崇恺撒为该党之首的人，现在都无可避免地倒向相反的一边。谈论“三君王”或“三头怪兽”的，已经不只是沙龙和乡村别墅里的人了。恺撒在发表其执政官演说的时候，拥挤的民众没有一丝声音，当这民主派的执政官走进戏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鼓掌。但是当摄政王的爪牙之一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公众则发出了嘘声，当一个演员说出反君主制度或讽喻庞培的言句时，就连最持重的人都喝彩了。当西塞罗被流放，据说有两万公民，大部分为中产阶级，像元老们一样穿上丧服。当时有一封信说：“现在，没有比对民众党的厌恨更受民众欢迎了。”

摄政者尝试制衡

摄政者们传下暗示，如果这样的反对继续下去，则骑士阶级将要丧失他们在舞台上的特殊新地位，而人民则将不能再得免费谷物。因此，人民在表示不满时开始谨慎，但不满却仍然存在。金钱手段则更为奏效。恺撒的黄金源源流入。产业经营不善的富人，有影响力但经济拮据的贵妇人，无力偿债的年轻贵族，陷于困境的商人与银行家，不是越过阿尔卑斯山，亲领源头之水，就是向恺撒在首都的代理人求援；已经完全破产了的混混儿，恺撒是不予理睬的，但任何尚有体面的人，他却甚少拒绝。此外，他在首都兴建了相当多的建筑，上至执政官下至贩夫走卒，都因之得到利益，同时为了公共娱乐，他也花了大笔经费。庞培也做了类似的建树，但规模较为有限；他建筑了首都的第一座石材剧场，献礼的辉煌则前所未有。

这些措施自然会影响到相当多的反对者，尤其是首都中的，使他们对新秩序的态度趋于缓和。但这种贿赂办法却无法触及反对派的核心。现存的体制之深植人心，越来越为明显，而政治上中立的民众，尤其是乡镇中的，赞成君主政体的极少，甚至根本不愿忍受它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