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迦太基（第4/6页）

百人裁判

但元老和行政官隶属于百零四人团（采其整数，曰百人团），或百人裁判，这乃是迦太基人寡头政治的堡垒。在迦太基的原始体制中并无此种结构，它像斯巴达的民选五长官一样，是起于贵族对政府中的专制分子所做的反抗。由于行政人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少数分子形成最高单位，迦太基单独一个家庭——马戈家族的，在财富与军事声望上均凌驾其他家族——在平时与战时均意图将迦太基举国大权独揽。大约在罗马十人执政团的时期，迦太基人乃改变政体，指定百人团。就我们所知，有检察员之职位者，有资格列为裁判，但候选人得经五人会（Pentarchies）之甄选；裁判虽年年改选，长期甚至终身连任却为常事；为此，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之为“元老”。其行事细节虽为吾人不知，但吾人知之甚确者则为裁判庭为寡头组织，由原任之贵族会员选举之；这件事可由一个孤立而能呈现其性质的实例证明之，即迦太基的裁判浴池系在公民的公共浴池之上方。这些人原先可能是政治仲裁人，在情况需要时，召询“总裁判”和元老，而主要是在将军卸任时召询将军，令其述职，甚至随意处以死刑，而其手法则殊为残忍。当然，在这种例子中，也和其他行政官员隶属于其他单位的控制一样，权力由被控制者手上转移到控制者手上；我们不难了解，后者如何干预一切行政（例如元老先把重要消息告知总裁判，然后再告知人民），另一方面，内部的控制又何等令人生畏，因为它执行赏罚，因而阻碍了迦太基的政治家与将军的行动。

平民

迦太基的人民，尽管不像斯巴达的一样，对国事全然限于消极态度，但影响力也非常轻微。在元老的选举上，公开的腐败已成为定规；将军的提名会征询人民意见，但那只是在由元老会议任命之后才做的样子；其他的问题也是在元老会议认为合宜或不合宜之后才告知人民。发挥司法功能的“国民会议”是迦太基人从没有想到过的。公民的无能可能主要是由政治结构造成；在迦太基的组织法中曾提到“群众协会”，这类似于斯巴达的Pheiditia，可能是寡头政治下的基尔特（guilds，行会、协会）。另外甚至还提到“自由民”与“劳工”的区别，使我们可以推论后者必然地位甚低，或许近于奴隶。

政府特征

从数种元素综观，迦太基的政府显然是资本家的政府；这也是迦太基这样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的结果，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富裕的中间阶级，只有无产而勉强维生的众民和大商人、大农场主与贵族统治者。求财致富的政体败坏了贵族，却以属民为其牺牲，派遣贵族为附属社团的税务员与总督——腐败的寡头政治不变的特征——在迦太基是屡见不鲜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迦太基政体得以持久的主因。直到这时，不论从上方或下方，都尚未发生可值一提的革命。群众一直没有领袖，因为执行统治的寡头能够将一切有野心或有能力的贵族收买，以选举的贿赂或其他方式，让他们吃到桌子上掉下来的剩渣。确实，在这样的政府下必然会产生倾向民主的反对力量；但在第一次迦太基之战时，这种倾向尚十分无力。此后一段时期，部分由于战败所致，其政治影响力开始扩大，比同一时期罗马的民主势力成长得更为迅速；人民集会开始对政治问题做最后的决定，打破了迦太基的寡头政治的全能态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结束之际，由汉尼拔建议，百人议会的议员任期不得超过连续两年，由此才导入了完全的民主，而这个，在迦太基当时现存的环境下，乃是唯一可以获救的办法——设若仍有时间可以获救。这个办法受到强烈的爱国心与改革的热情支持，但无可否认，其社会根基却早已腐烂。在见闻广博的希腊人看来，此时的迦太基人有如亚历山大时期的人民，完全是乌合之众，也因此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可以问，迦太基的革命又能产生什么好处呢？因为迦太基人自己就是革命之所由起的原因。

迦太基的力量与资本

就金融方面而言，不论从任何角度观察，迦太基都在古代国家位居第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由希腊最早的史学家们证言，迦太基的财力优于希腊所有国家，其国家之岁入可以比之于“大王”的岁入；波利比乌斯称它为世间最富之城。迦太基人经营农业之得宜（也和后来的罗马一样，将军与政治家均参与实施与教育）可以证之于迦太基人马戈的农业论文，此论文后来被希腊与罗马农人视之为合理耕植之基本法典，不但译为希腊文，也由罗马元老院下令编为拉丁本，由官方向意大利地主推荐。腓尼基人的务农与处理资本，有密切关系；腓尼基人务农的首要格言便是“永不可取得超乎能够彻底耕种之地”。利比亚由于游牧农耕，在马、牛、绵羊与山羊的繁殖上可能超过当时任何国家——这是波利比乌斯做过证言的——这使迦太基人得到极大的利益。在土地的耕作上，迦太基人固为罗马人之师，在属民的利用上可能也是。由于这方面的技巧，迦太基人间接地收到“欧洲最佳部分”和北非最富省份的税收。迦太基视之为光荣事业的商务，以及船运与制造业，则一年一度为那里的定居者带来黄金的丰收。此外，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迦太基人不但日渐独占了西地中海的国际商务，而且连内陆的也加以操纵；东方与西方的运输业越来越集中于迦太基这一个港口。

迦太基也和后来的罗马人一样，在科学与艺术方面似乎主要依赖希腊的影响，但它对这两方面均不忽视。腓尼基有可敬的文献；在该城被征服后，发现了丰富的艺术品珍藏（确实，并非在迦太基创造，而是从西西里诸神殿运来）和相当多的图书馆。但迦太基人的智力也用于为资本服务；其文献以农业与地理论文占最显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马戈农业论，以及舰队司令汉诺沿西非海岸航行的记录；后者原公开置于迦太基一神庙中，现在仍有译本存在。即使当时普及的某些成绩，尤其是外国语的知识——这方面，此时期的迦太基人几乎跟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可以相提并论——也证明了迦太基人把希腊文化做了彻底务实的运用。要想对这古代伦敦所累积的财富有明确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几件事可以略窥其大概：迦太基人用在战争上的钱极多，因系佣兵制；在处理国家的财产上既不当心又无信用，然而，其属民的贡奉与关税岁入却可以完全支付所出，因此不需向公民课征直接税；再者，即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以后，岁出及每年分期摊还罗马的48900镑赔偿费仍可不需抽税即足以付清，只在金融的处理上略紧一些而已，缔约后十四年，迦太基则欲将剩余的三十六期赔偿费直接付清。但证明迦太基经济处理之杰出的尚不止岁入的总额。在古代有相当国势的国家中，我们发现只有迦太基具有后来的、更进步的时期的经济原则。他们向国外贷款；在钱币制度上，除了金条与银条之外（另有金币与银币，原为西西里商业所制），还有代用货币，是钱币本身不具实际价值的——这是古代任何其他地方所无的货币。事实上，如果政治只单纯化作商业，则可说没有任何国家比迦太基把问题解决得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