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第2/4页）
“夫志当存商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儿之志，燃揭然所存，侧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间，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灵趣，如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兔子下流也”。这段话，可说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远大政治报负的自述。
由于以上四点重要原因，使诸葛亮法家思想逐步形成，因而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时，他能在怪中对策中，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一革新法家路线，先取荆州、益州，与曹操鼎立。然后和戒扶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而后再两路出兵，“北定中原”，以成霸业，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诸葛亮以自己的法家思想和路线，在中国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政治、军事篇章。
二、揭去罩在诸葛亮身上的非法家思想外纱
人民群众出于对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崇敬，经过长期创作，出现了诸葛亮的艺术形象。然在儒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戏剧作品是为其政治服务的，特别是严重反法倾向的《三国演义》的出现，给诸葛亮身上蒙罩上了层层非法家思想的外纱，歪曲了诸葛亮本身的思想体系。
1、儒家思想的典范，这些作品把诸葛亮装扮成‘克已复札‘、‘忠贞报恩‘的忠臣。说蜀汉是‘严正统‘，曹魏是‘篡逆‘。刘备是‘圣君仁主‘，曹操是‘乱臣贼子‘。诸葛亮是‘兴灭继绝‘的‘正统‘代表。他死守‘士为知已者死‘的封建道德信条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命思想。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端坐四轮车，手摇羽毛扇，使鬼驱神，予决生死，未过先知，在他身上灌注上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荒诞不堪的迷信思想。把诸葛亮作为儒家封建道德典范，特别是臣道的化身狂热歌颂。然诸葛亮果真终生是为了‘报知遇之恩‘吗?是为了继刘汉的‘绝世‘而鞠躬尽瘁吗‘?事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和刘备的结合，固然不排除‘报恩‘因素，但主要是他俩对执行法家路线有一致性。刘各虽有统一天下、建立功业的报负，但他起事时，出身寒微，势力单薄，将只有关张二人，地无一席，前半生目睹曹操节节胜利、两袁失败之因。他本人东碰西撞，走投无路，怎能不考虑选择什么路线问题。诸葛亮生于乱世，志在统一。他亲眼看到两袁推行儒家路线而身取灭亡，刘表、刘璋行儒家割据路线．而芨芨可危。他以法家求实的思想出发，对当时形式势作了具体分析。刘备走投无路，诸葛亮胸却有胸成竹，所以草庐一席对诏，使刘备顿开茅塞。诸诸葛亮一出隆中，使刘备“如鱼得水”，他们先占荆州、益州，在贯彻执行逐步统一天下的这条法家路线的纽带下，使他俩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以后事实证明，执行诸葛亮这一正确路线，就便刘备转危为安，由小到大，成为鼎足三分的一国皇帝。所以他俩的结合是为了推行统一前进的法家路线，重建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非“兴灭继绝”、已复礼”。
2、“神机妙算”的神仙、隐士。说诸葛亮这位隐士、“神仙”能“夜观天象”，子知“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为将军”。草船借箭的前三日就算定有大雾。他“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等等。事实上这是诸葛亮善于运用法家求实思想，观察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调查研究，-并对客观形势，作具体分析研究总结而得出的结果。绝非是“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假若诸葛亮只是位“驾小舟旅于江湖之中，或访僧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庭之内”的“隐士”，不是“商卧”，就是“闲游”，恐怕连益州在哪里?曹操是何许人也都不知道，岂能对当时形势和人物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
3、
“呼风唤雨”的道士竟然让一位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沐浴斋；戒，焚香祷告，兴妖作法。“七星坛祭风”，“巧布八阵圈”、“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五丈原禳星”，凡此等等，其实，赤壁之战有东南风是自然规律。陆逊不趁刘备大败而跟踪取川，是“魏兵袭其后也”，绝非“八阵图”的乱后吓退。“死诸葛走生仲达”是诸葛亮平时治军有方，战略战术灵活，使司马懿一时摸不着底细而不敢长驱直追，并非什么将星“似坠不坠”所致。
4、“英雄创造历史”的代表。说什么“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当诸葛亮登台后，总演主角，凡事都在他予料之中，他坐上四轮车，摇着羽毛扇，指向哪里，胜在哪里，似乎历史被诸葛亮指挥得团团转。但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就不可能摧毁儒术横行的东汉政权，就不可能开辟出一个推行法家路线的新时期。诸葛亮之所以有成功的军事政绩，是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他法家思想的启现，是他推行统一中国的法家路线的结果。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三、诸葛亮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
诸葛亮自公元207年登上政治舞台后，在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中，使其法家思想得到了伟大实践，极力推行了统一祖国的法家政治路线，其成果辉煌。公元2o8年，他亲赴紫桑，说服孙权，孙刘联兵，以少胜多，赤壁一战，击败曹操。尔后助刘备趁胜“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公元221年使刘备正式建立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鼎足抗衡。刘备死后，他“两和诸戒，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务农植谷，闭关息民”。“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军资所出，国民富绕”。“冶戒讲武，以侯大举”。自公元227年始，“奖串三军，兴师北上，五出祁山，八年伐魏。终因主客观原因所限，未能达到“北定中原”的总目标，
公元234年病发五丈原军中。“出归未捷身先死”，但他顺应历史潮流，在其法家思想的实践上，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社会生产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l、 “内修政理”，以法治蜀。
诸葛亮在治蜀方针上采取了先秦法家“法住而国治”的思想。化为了革除刘焉父于推行儒家仁政而造成“文法羁糜互相承事，穗政不单，威刑太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答法正书》)的混乱状况，坚持“以法治蜀”的鲜明立场。“刑法峻惠”，严加抑制豪强兼并割据势力。当时法正劝诸葛亮应“缓刑驰禁”。诸葛亮严正回答，并明确宣布：“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思；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主要，于斯面薯”《答法正书》。有人讽刺他吝惜敖罪，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理国家要用“以刑德治臣”。因而在北伐中，蒋瑰认为正在用人，劝请葛亮不宜斩马谩，诸葛亮在《论斩马谩》中说：“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此说明诸葛把法治与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统一，必须“以法治蜀”，“内修政理”。因此，他在政治上“刑不择贵”，组织上“务在举贤’；轻济上推行屯田，“务农植”，盐铁官营，他从各方面整顿法纪，革新政治，抑制豪强，有效地加强了蜀汉中央集权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