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第4/28页)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

被丈夫打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了。而20世纪50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而这乐观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便被粉碎……

她们普遍一年四季身着旧衣,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剪齐肩短发,当年叫“文明头”。无追求,无强欲。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男人面前不禁地自羞,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女人面前不禁地自卑,哪怕面对的是街道的小干部她们也那样。公社书记一级的干部,在她们心目中是大官儿,派出所所长在她们心目中代表着一种令她们畏惧的权威。

我家前街或后街住过派出所所长和科级干部,街道小组长的女人们往往不敢独自去收户口本儿或通知什么事儿,每拽扯上另外几个女人陪着壮胆儿。

哈尔滨市偏脸子一带的这些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据我想来,与正阳河、三棵树、地包、顾乡(哈尔滨地名)等等大面积的城市平民区的家庭妇女们是基本相同的。推而广之,与全中国北京以北各大中小城市的家庭妇女也是基本相同的。不敢武断地包括了北京以南的大中小城市。也许因为城市地位和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城市情况,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的不同。

有统计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女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为最多。

而总体上,她们差不多就是我写的那样。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宏图的时代。

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儿女,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可能实际地对衰老了的她们尽孝心,此前几乎不能。而她们若逝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约儿女们都还在“上山下乡”的尾声中撑持着自己的命运。

那么,真的逝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她们,我粗略按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普遍生活水平算了一下,其终身个人花费,吃穿全包括在内,四五千元人民币。我是按人均十元生活费算的。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城市,人均十元生活费乃中等水平。四五千元人民币,约等于今天在外企工作的女青年一个月的工资。

一算一想,就更同情20世纪50年代的她们了。

代与代相比,这不同令人愀然。

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其风貌与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女性。这不仅是由“职业”二字所决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决定的。“职业”只能使女性发生经济独立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消费水平和物质生活质量的变化。而全中国的解放这一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却使当年的职业女性以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证明着自己不可轻视的社会作用。她们中有新中国成立初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有解放前幸运地达到小学或高中文化水平的中青年知识女性,有军队转业加强地方工作的女官兵。解放前的学生,小学直接升高中,不另设初中年级。高中毕业即可直接考大学。军队转业的女官兵,要么参加革命前便是女知识分子,要么在革命队伍中摘掉了文盲帽子,达到了小学乃至中学文化程度。总之,都有文化,能读能写。

20世纪50年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凤毛麟角。

具有高中文化,无论男女,就算具有较高的文化。以今比之,相当于“次高级”知识分子。

初中一毕业,急需文化人才的社会,便不再视这些人为学生,而以“小知识分子”看待。在这一点上,男女平等。女少男多,身为女性,社会尤厚爱之。

她们首先被各级党政机关和厅局处部门热情吸纳,或被各大工厂争招。而即使穿上工作服,一般也不会直接下车间当工人。20世纪50年代前五年,时代舍不得“浪费”一名具有初高中文化的青年女性去当工人。最起码,分配她在科室担任抄抄写写的工作。初高中毕业生直接下车间当工人,是20世纪50年代后五年开始的事,因为初高中生多了,时代文化职业的急性需求此前基本满足了。

以上这样一些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年龄大抵在20至35岁。她们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敬业态度可嘉,工作严谨负责,要求进步的思想真诚而又饱满。

她们中,第一类知识女性在第二类知识女性面前颇为谦恭。因为她们自觉拥有的是旧教育制度发的学业证书,似乎是次等,心理上不免虚弱几分,岂敢与新中国发给了学业证书的知识女性逞强好胜地论资排辈?所以总是表现出甘愿向第二类知识女性虚心学习的样子。哪怕暗地里并不服气,也不敢公开地一争高下。何况,新中国录用她们,她们便已有些受宠若惊了。她们执行上级领导的各项指示绝对不敢走板,请示多,汇报多,传达多,自己勇于做主的时候少。哪怕赋予她们某种权力,她们用起来也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出差错、挨批评。她们是一些夹紧尾巴做女人的知识女性。

第二类知识女性在第三类知识女性面前也颇为谦恭。她们的学业证书虽然是新中国发给的,她们的文化程度虽然比对方高一个档次甚至高两个档次,但她们没有对方受部队培养的那一套工作能力、才干和经验。它们综合起来意味着可以独当一面,雷厉风行,果断坚决,敢议敢言,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作主张较少顾忌。这几点,每使第二类知识女性钦佩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自愧弗如。尤其使第一类知识女性多么地崇敬,更是不消说了。第一类知识女性对第二类知识女性内心每有不服,但对第三类知识女性内心却是不存半点儿歧见的。所谓理解也崇敬,不理解也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