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2：防御工事（第3/5页）

然而，有一条普遍原则仍然适用，即众多的据点意味着中央权威力量薄弱，甚至荡然无存。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5—前325年之间至少打了20次围城战，但没有一次是在波斯帝国的国界之内；波斯帝国根据大国的国防原则，通过集中防卫边缘地区来保护内地。亚历山大大帝同波斯军队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和高加米拉的3次战役都是在开阔地上进行的。只有当他征服波斯后，进入波斯和印度之间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地区时，他才又用上了公元前334—前332年间突破波斯帝国边界时常用的围城战术。古罗马人在建立帝国期间，围城战打了一场又一场；从公元前262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拿下西西里最早建立防御工事的港口阿格里真托，到公元前52年，恺撒的军队攻陷凯尔特人在阿里西亚建立的一处巨大的山顶要塞，推翻了韦辛格托里克斯。罗马军队在从阿尔卑斯山挺进苏格兰和莱茵河的路上，沿途留下了许多长方形的军营。罗马的士兵训练有素，每天在敌方土地上行军结束时，都按照标准的设计安营扎寨。按照这样的标准设计，罗马军营的周围有4个门，中央有一块广场，奇怪地与中国的典型城市设计非常相似，也成为被罗马人所征服地区的主要城市的模式：在伦敦、科隆和维也纳这些现代城市的中心，地下都留有古罗马方形军营的遗址。

不过，在实现了平定安宁的罗马帝国内部，征服者没有建造工事：“大多数高卢城市起初都是开放的居住点，没有设防。”此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含义——开放的城市、安全的道路、西欧广大地区形成大一统。当然，这种和平需靠别处建造的防御工事来保障，但究竟是如何保障的，却是撰写罗马史时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古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防御工事是实实在在、人所共见的，最明显的是哈德良长城中段。标志着罗马人挺进不列颠北部纵深的安东尼长城的遗址也仍然隐约可见。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边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沙漠边缘的非洲战壕，以及从亚喀巴湾和红海北部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源头的叙利亚边墙，至今尚可看到它们残存的部分。这些防御工事是有些现代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合理边境”，还是仅仅标志着古罗马军队的有效控制线？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经济的边缘地区往来征战，防止动乱势力坐大；这类势力有些是地方性的，有些却构成战略性的威胁。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古罗马人像在印度的英国人一样，明确地知道哪些地方能够防卫，哪些地方防卫不了。虽然在实际防卫的过程中，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不同的方法——首先靠强大的中央军队，其次靠有力的地方防卫，再次是两者并用，不过最后一种办法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反对勒特韦克这一论点的人（Benjamin Isaac）认为，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全面一致的战略，尤其是在东部边境地区。本杰明·伊萨克认为，罗马对波斯和安息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侵略性的政策，因此，东部的防御工事应视为供罗马远征军使用的保险的交通线；C·R·惠特克（C.R.Whittaker）则认为，许多边境地区动乱不断，古罗马建造的防御工事，如同古埃及人在努比亚的碉堡或1954—1962年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建造的工事（莫里斯防线），是为了挡住匪寇，不让他们骚扰和平的农耕者。

可以肯定，几乎在任何地方，只要建立起了中央权威，就必然会建造战略防御。其中有简单的，如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英格兰和凯尔特人居住的威尔士分隔开来的奥法堤，不过在它那个时代，它一定是一项浩大的举措，为挖土而耗费的人工日不下好几万个；也有像中国的长城那样时至今日仍然神秘未解的复杂工程。较难确定的是这些防御的具体职能，因为它们的职能各不相同，无法笼而统之。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接壤处的军事防线（krajina）肯定是为了阻隔土耳其人的，但建造这样的防线意味着土耳其的力量强于奥地利，虽然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更加久远。相比之下，18世纪60年代为保护不列颠南部和东部海岸的港口而花费巨资修建的一连串碉堡（到1867年，有76座碉堡完成或在建）是对法国威胁这一幽灵的反应，可能它证明了英国人本能地对铁甲舰艇不放心，不相信它们能提供有效防卫，而他们对木头墙这方面的能力倒一直深信不疑。路易十四沿法国东部边界建起的碉堡链是侵略用的工具，借以一步步地把法国的力量延伸到哈布斯堡的土地上；俄国的沙皇从16世纪开始逐渐向东部大草原纵深修建的一连串由临时性碉堡组成的碉堡线（cherta）更是如此。沙皇此举是为了把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挤到乌拉尔山以南，为俄国人开辟一条去西伯利亚定居的通道。然而，要延长碉堡线，必须有哥萨克人的帮助；哥萨克人尽管不太热心，但还是提供了帮助，可他们没有意识到，碉堡线的一个职能就是把他们的自由居住区纳入莫斯科的控制之下。

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并列为最伟大的边疆历史学家的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半防御、半压迫的作用正是中国长城的写照。特纳在他1893年向美国历史学会提交的著名论文中指出，美国不断移动扩展的边疆使任何愿意西进的人都能得到免费的土地，在形成美国人充满乐观、活力和好奇心的民族性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决定了美国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特性。与其形成对比的是，拉铁摩尔说中国的长城是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边境。它确实移动过，先是把诸侯为保护自己的地盘而建起的各段城墙连接起来，最后，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长城沿着灌溉的农田和由河谷和草原组成的牧区之间的界线确定了下来。然而，拉铁摩尔认为，秦朝和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掌握不好长城的合适位置；有时它向北推进，把黄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收入怀抱，有时又放弃那块地方；长城西部直伸向青藏高原，那一带的长城多有加建和改建；最终，把所有的分支都算上，长城全长达到了4000英里。拉铁摩尔说，所有这些起伏变化与其说见证了王朝力量的兴衰，不如说是对一个虚幻目标的追求。中国的历代皇帝确实想在适于耕种的土地和只适宜游牧民族放牧的草场之间建立“合理的”边界。然而，这样的界线并不存在，因为这两种土地之间不仅存在着一个混合生态区，而且这个地区随着广袤的欧亚大陆纵深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或湿润的条件而不断移动。朝廷把汉族农民迁往边境地区垦荒，企图改造生态环境，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Schlimmbesserung）。迁去的移民，特别是落户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农民，在气候转旱时也被迫转而从事游牧，结果更壮大了一波又一波攻击长城的马背上的人群；骑马民族的进攻也使得边疆地区官员为使祖祖辈辈居住在中间区的半游牧民族实现汉化所费的心力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