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第一百零九条好汉（第2/5页）

但有一个问题孟老师表述得其实不很清楚，那就是：所谓“恒产”，比如张三有了一亩地，那他到底是拥有这个地“产”还是拥有这一亩地的“产权”？井田制（如果真实存在的话）的耕种者很可能就是有恒产而无产权的，大一统时代则整个国家都是帝王的私产……

可能一方面因为孟老师当年的社会还有春秋时代贵族民主政治的遗风，也可能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儒家的关心范畴之内，或者它有些不合时宜，反正到我们这时候已经搞不清孟老师所谓“恒产”的确切内涵了。这似乎倒也无伤大局。

孟子继续阐发他的道理：“那些没有‘恒心’的人，自然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很容易就会犯罪。如果他们犯了罪，你会怎么处理呢？”

滕文公回答得非常坚定：“对违法犯罪分子一定要严惩不贷！”

孟子叹了口气，半晌才说：“如果你是沙威，你认为应该逮捕冉阿让吗？”

滕文公回答：“我认为应该逮捕雨果，然后查禁《悲惨世界》。”

“我倒——”

滕文公连忙搀扶孟子：“我是开玩笑的，呵呵，您接着讲。”

孟子连喘粗气，好容易才缓过来，接着说：“冉阿让犯了罪，被沙威追捕，其实是中了圈套。”

“中了圈套？”滕文公很是不解，“您这不会是《大话悲惨世界》吧？太后现代了！”

孟子不悦：“我可是有板有眼的，冉阿让确实是中了圈套。是万恶的法国政府设下了圈套来陷害冉阿让的。”

滕文公越发不解：“这和万恶的法国政府有什么关系？”

孟子说：“法国政府大搞苛政，让普通老百姓没法活，冉阿让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最后被逼得去偷。就算是偷，也不过是偷一些食物罢了，值不了几个钱，可政府别看在如何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方面不闻不问，在打击冉阿让这类违法犯罪分子上却很有力度。这难道不是圈套吗，难道不是陷害吗？”（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嗯，”滕文公点了点头，“这么一看，还当真如此。”

孟子问：“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君，你想想，你对冉阿让事件有什么办法？”

滕文公答得很爽快：“这还不好办？我觉得应该把水泊梁山搬到法国去，给冉阿让坐第一百零九把金交椅。对了，还得给他起个绰号，嗯，这家伙力气很大，我看就叫他哥斯拉冉阿让！”

孟子冷笑：“倒真是个好办法。可是，如果这位冉阿让是在你们滕国呢？”

滕文公脸色一变：“哎呀，这可难了！”

孟子继续冷笑：“这回你可明白了吧？”

滕文公说：“不错，想我滕国截长补短不过五十里方圆，人家水泊梁山却号称‘八百里水泊’，这要是真搬过来，地图上就没有滕国了。”

孟子气结，又喘了半晌，接着说：“哪有仁爱的君主却做出陷害百姓之事呢？所以，贤明之主一定会认真办事、节省开销，有礼貌地对待臣下，最重要的是：收税不能胡来，要有一定之规。”（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

孟子接着引用了一位著名前辈的名言。

这名言已经成了一个著名成语，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而且讲的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真理，至少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经验型的归纳。这就是“为富不仁”。

就这句本身来说，“为富不仁”只是前半句，它还有后半句，叫做“为仁不富”。

如此掷地有声的名言到底是谁说的呢？

这个人，叫做阳虎。

阳虎在《论语》里写做阳货，这可是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反派。

阳虎是春秋时代的鲁国人，和孔子同在一个时代，又同在一个国家，这两人之间有过不少纠葛。阳虎在鲁国曾经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可要问此公到底是何身份，却低微得很，不过是季氏的管家而已。

我们知道，孔孟都主张维护礼制，所以最恨的就是礼崩乐坏，而礼崩乐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陪臣执国命”，也就是说，国政不掌握在国君的手里，而是大权旁落，完全由个别大贵族掌握了。鲁国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国政分别被“三桓”控制。

所谓“三桓”，简单说就是三巨头，季氏就是其中最有势力的一家，我在“梁惠王篇”里说过季氏在自己家里搞军乐队奏国歌，孔子大怒，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这个季氏。而阳虎本来只是季氏的管家，连贵族都算不上，他却凭借能力和机遇控制了权柄。你别看季氏控制着鲁国，而阳虎却控制着季氏，也就是说，阳虎是可以通过季氏来控制鲁国的国政的。

所以，孟子这里能引用阳虎的话，很是耐人寻味的。

一般人引用名言，都会挑那些光辉人物的话，比如什么爱因斯坦说如何如何，牛顿说如何如何，富兰克林说如何如何，可谁会说林彪说如何如何？

古代的孟子专家们就没少琢磨过这个问题。赵歧认为，因人废言的做法是愚蠢的，所以呢，阳虎虽然不是个好东西，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八个字却当真是句至理名言，孟子引用过来，正显示出圣人的胸襟。

朱熹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阳虎当时这么说，是担心仁德不利于敛财；孟子引他的话，是担心敛财不利于仁德。君子和小人处处都是相反的。”

朱熹的声音比赵歧响亮，因为他的解释后来成了很长时间里科举考试的标准。但朱熹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实在流毒深远，搞得这世界好像非黑即白，非君子即小人，具体在这里就是非仁即富，反正都是对立的。圣人的本意却未必如此，这得通篇体会才行，孟子要真的反对发财致富，在“梁惠王篇”里跟齐宣王的那么多对话难道都是瞎说的不成？

那么，朱熹的解释有问题，赵歧的解释就对吗？

也不一定，这得各位自己判断。

不过呢，还有一种解释，从根子上就把赵歧和朱熹的立论支柱整个推翻了，孟子引用阳虎的名言到底是不去因人废言还是君子、小人处处相反，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盐铁论》里同样引述过这句名言，但前面说的却不是“阳虎曰”，而是“杨子曰”。这位杨子难道就是阳虎吗？不是，阳虎这著名的大坏蛋是不会被称作“子”的，当时的“杨子”只能是杨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