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第2/3页）

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160万，二夫一兵。

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150万。淮海战役中高达543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2亿2干5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人民战争”。

那么，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大陆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1947年3月到6月，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康生指示把地主的家人也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

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其实，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甚至男女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是要干部们鼓励暴行“工作组”。

毛泽东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1947年8月16日到11月21日，他在陕北佳县，他街道报告说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1948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1亿5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当时的政策是10%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起码1千6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支持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在河北看到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于是，目的达到了；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1947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120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泽东也利用土改想使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链”，其中一个是毛25岁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1947到1948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毛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

这，就是国共内战中，被大陆宣传中隐没掉的部分历史真相。所以，笔者很理解龙应台说的“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是如何地完整。

要取得政权，用一些极端的措施，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人民付出沉痛代价后，能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内战停止后的30年里，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在“一元化”的领导之下，实行“公有制”，分给农民的土地有被没收为“公有”，农民成了画地为牢的农奴；政治上，人民只能歌颂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没有言论自由，公民没有选举执政者的权利；经济上“一大二公”，最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文化上实行苏联模式的党文化，万马齐喑；教育上封锁独立思考的可能，实施专门培养服从和奉承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愚民政策；……等等。事实上，民付出沉痛代价后，却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

由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迫使当政者进行改革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经济体制。这，才有经济腾飞的后30年。可当年，就有中共党人惊呼：“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现在看来，除了时间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变化与进步外，经济腾飞的制造者还是中国人，只不过学习采用了内战前就业已在中国落户的西方经济体制；传统教育中的“地主”、资本家”占据了庙堂之高，国民党领导人作为贵宾，亦风光地回到大陆。政治、文化和教育上也如内战前一样“开明”；不同的是，当年还有民营报刊的存在，如今没有；在舆论控制的方法和措施上更“与时俱进”了。而官僚腐败，比当年可能更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