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一万多斤高粱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58]

林精武所“不忍”开枪的“民工”就是解放军口中的“支前”英雄。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怎么听起来那么令人觉得心酸。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打了两个月，征用了五百四十三万民工。民工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骡马，把粮食弹药背在身上，把伤兵放在担架上，在枪林弹雨中抢设电线，跟着部队行军千里，还要上第一线冲锋。解放军士兵至今记得，攻打碾庄国军的支前民工一看就知道全是山东人，除了他们独特的口音之外，这些民工为解放军所准备的粮食是馒头切成的片，不是大米。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仅只是淮海战役里，单单是山东解放区就有十六万八千名农民青年被征进了解放军，其中八万人直接被送上前线。[59]大多数的农民则变成了天罗地网的绵密“联勤”系统，做解放军的后勤补给。国军完全依赖铁路和公路来运输物资，解放军就让民工把公路挖断，把铁轨撬起，国军的弹药和粮食就断了线。解放军依靠百万民工，用肩膀挑，用手臂推，物资往前线运，伤兵往后方送，民工就在前后之间像蚂蚁雄兵一样地穿梭。徐蚌会战中，解放军的兵力与“支前民工”

的比例是一比九，每一个士兵后面有九个人民在帮他张罗粮食、输送弹药、架设电线、清理战场、包扎伤口。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60]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61]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

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日军的这种作为，中国人叙述的语言充满激愤：

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中，当地的汉奸为伪政府组织服务，帮助日军对广大老百姓进行欺压，汉奸的奴才嘴脸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62]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

莒南县担架队有两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员，一千两百人没有棉裤，一千三百九十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八趟，往返三百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63]

我怎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要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

在国军的历史文献里，共军把农民推上火线的“人海战术”常常被提到，同一时间，解放区藉“土改”杀人的风气也已经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调查显示，单是山西兴县一个县，被斗死的就有两千零二十四人，其中还有老人和二十五个小孩。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从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斗争而死的将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后来成为共青团书记的冯文彬，四八年初时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山西一带，走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黄土地绵延不绝，沿路上都是吊在树上的尸体，怵目惊心。[64]可是，对于“敌人”，国军“仁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