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原堂论文卷下（第3/14页）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曰“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且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所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以上论兴水利。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王荆公新法惟雇役为善政，当日诸君子亦争之不已。厥后司马温公改雇役仍为差役，东坡又力争之。雇役犹今军中雇募民夫，给与饭钱也，差役犹今掳人当夫，不给钱文也，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衙前犹差总之名也。凡县有大役，如运送官物钱粮之类，则责成衙前为夫役之总。故宋时派充衙前者，乡之富民立即贫穷。韩魏公、司马温公皆有疏论之。王荆公以坊场为衙前之雇价，较之前此全不给钱者已稍优矣，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立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诺。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借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无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以上论雇役。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邱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论议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买绢之初本发见钱，后亦失信，拣刺义勇之初本言永不戍边，后亦失信，以喻王介甫放青苗钱之初本言不许抑配，不久亦必失信也。东坡言事或引古事以譬之，或引近事以譬之，取其易晓。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保邻，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今之领常平仓谷者亦皆孤贫不济之人，况宋领青苗钱须还利钱乎！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坏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亦必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又以刺义勇时民怨而帝不闻，喻青苗一事亦民怨而帝不闻。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斯，亦望陛下审听而已。以上论青苗钱。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与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均输犹官运之盐也，商税犹各卡之抽厘也。官运多则厘税少，自然之理。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积，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以上论均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