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共和国之死（第4/9页）

在一个没了自由的国家，这有什么意义呢？旧日的定义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并不表示自由高于一切，高于生命。尽管死得很有英雄气概，但没有多少人效仿鲍西娅。如今，腓利比尘埃已定，最执着于共和国理想的那些人都死了。他们中出自贵族家庭的比例极高。这些人的死造成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古老家族的后代身上凝聚着城市的历史。一幢豪宅的毁灭总是被公众视为可哀痛的事。整整一代贵族灰飞烟灭，无论死在追求赏金的人之手，还是在马其顿的尘土和苍蝇中，对共和国都是生死攸关的大灾难。罗马失去的不只是四溅的鲜血，不仅是一条条生命。

胜利的三巨头同盟中，安东尼有着最鲜明的感受。在他成长的年代，自由仍有实质而非仅是口号。如今，它的死亡令他悲痛。在腓利比的战场上，他找到布鲁图的尸体，恭敬地用斗篷包裹起来火化，将骨灰送给塞维利娅。他的权位已经巩固，不必再用血腥之事玷污它。作为三巨头同盟的一员，他没有回悲声一片的意大利，而是留在东方，扮起伟人庞培的角色。随着从希腊向亚洲的不断推进，很明显，他的乐趣所在与传统的共和国总督们没什么两样：狠狠地盘剥希腊人，同时表现得像是个希腊文化的爱慕者；扶植地方王公；与帕提亚人作战。这些熟悉的做法令顽固的共和主义者颇感安慰。布鲁图部队的残余分子退求其次，转向了安东尼。渐渐地，合法的事业在东方失去了人力基础。

如果说自由的共和国还有恢复的希望，那只能是在罗马。然而，罗马掌握在看来是它最凶恶的敌人手中。冷酷的屋大维心里想着复仇，被腓利比的战败者痛斥为自由的谋杀者。战场上，这些用锁链串在一起的共和主义俘虏走过征服者，热情地向安东尼致敬，对年轻的恺撒却只有诅咒和嘲笑。腓利比后的几年里，屋大维的名声也没好到哪里去。雷必达被两位同事发配到了非洲。安东尼在东方作威作福。于是，最易招人记恨的任务落到最年轻的三巨头同盟成员头上：为归来的老兵寻找土地。30万经过战争洗礼的士兵等待安置，屋大维拖延不起。在高效率地实施安置计划的过程中，他无法避免社会革命给乡村带来的苦难。尊重私有财产一直是共和国的基石之一。如今，随着共和国的倾覆，委员会（commissar）可以随意抵押它们。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得不到一点儿补偿。他们或是进了奴隶的工棚，或是做了盗匪。像在斯巴达克时代一样，意大利成了强盗的世界。武装匪徒肆意横行，甚至敢于抢劫城镇。痛苦与绝望四处蔓延。乡村陷入无政府状态，农业歉收，罗马人开始挨饿。

饥荒由于另一种熟悉的灾祸而更显严重。20年前，庞培荡平了海盗。如今，他们又回来了，首领是庞培的儿子。在西班牙，塞克斯图斯逃脱了恺撒的报复，乘乱占据了西西里，拥有250艘舰船。随着对航线攻击的加剧，他扼住了罗马的咽喉。公民们因饥饿而日渐消瘦，城市的“皮”也被一层层剥下。商店都用木板封死了，神庙遭抢，大会堂的金子被洗劫一空。眼目所见，一切繁华的景象都让位给战争的需要。甚至在美丽的拜厄，屋大维的工匠们也举起了锤子。在不远处的卢克林湖，原来养殖牡蛎的地方建起了海军船坞，称得上时代变迁的见证。历史消退了；沿着一条熟悉的线索，英雄史诗成了一场拙劣的模仿剧。又一次，一个庞培在同一个恺撒作战。比起巨人般的父亲来，他们倒像是龌龊的贼。一个是海盗，一个是强盗，的确适合扮演抢劫失去自由的城市的将军。

不过，虽然塞克斯图斯给国家带来了苦难，是个不容忽视的危险分子，但他还不是恺撒派最致命的威胁。更大的危险存在于三巨头同盟自身，其后果将震动整个罗马世界：正如前三巨头同盟最终相互撕咬至死，后三巨头同盟看起来也要步其后尘了。公元前41年，屋大维刚从腓利比回来没几个月，就差点儿发生这种事。安东尼还在东方时，好斗的妻子富尔维娅在意大利挑起一场叛乱。屋大维残酷地迅速应对，勉强将它镇压下去。说到报复富尔维娅本人，屋大维只限于就她慕男狂的话题做些笔墨文章。他在意大利的地位尚不稳固，不敢激怒安东尼。富尔维娅获准去东方找她丈夫了。

巧合的是，她在见到丈夫前死了。公元前40年9月，在紧张的停战气氛中，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代表在布林迪西见了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人间的协议重获认定。为巩固他们的约定，屋大维将他深爱的姐姐屋大维娅嫁给了那个鳏夫。两人瓜分了帝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明确。只有塞克斯图斯和雷必达还是障碍，但他们将很快被从游戏场清除。

公元前36年9月，屋大维最终消灭了塞克斯图斯的舰队。后者逃往东方，被安东尼的人处死了。与此同时，雷必达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被撇在一边的不满，屋大维则问也不问安东尼，正式剥夺了他三巨头同盟成员的资格。年轻的恺撒比他的养父更牢固地掌握了罗马，不在乎安东尼必然会抗议。虽然才27岁，他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不仅是罗马，不仅是意大利，半个世界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但他和安东尼的统治仍是独裁式的。在期满之后，三巨头协议立即于公元前37年被续签，除了给罗马人带来了一些苦难外，它没有什么先例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以前，共和国只在其他民族那里认识到那种无助感。如今，它自己就很绝望。早在公元前44年，恺撒刚刚遇刺，他的一个朋友便警告说，共和国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样的天才都没有办法，别的人又能做什么？”18罗马人遭受着野蛮的蹂躏，不知何处是尽头。传统原则一去不返，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们呢？

共和国公民是如此绝望和没有方向感，难怪他们会产生一些奇异的幻想：

西比尔的诗歌预言过王的时代，

现在，它来了。

时间孕育的伟大循环又开始了。

圣洁的正义和黄金时代回来了，

上天送来了他的长子。

这个男孩出生了，黑铁一代将过去，

黄金一代将布满世界。19

这些诗行写于公元前40年，正是意大利的苦难时期。作者是P.维吉利乌斯·马洛（P.VergiliusMaro）——维吉尔——来自肥沃的波河（RiverPo）盆地，那儿的土地委员会活动极为猖獗。维吉尔的其他一些诗歌描绘了失地农民的痛苦。在对乌托邦景象的憧憬中，人们体会到深深的无奈。席卷罗马人的灾难如此深重，他们还能以什么聊以蔚藉呢？先知渴望在希腊人和犹太人中早已有之，如今在罗马人中也产生了。“西比尔的诗歌”：这不是藏在卡匹托尔山上的那些书中的诗句。它们不包括如何平息神愤的建议，不包括恢复共和国和平的计划。它们只是一些梦想，再没有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