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幸运来自女性（第4/6页）

苏拉很满意。在离开意大利去希腊前，他还采取了另一项措施。一方面是奖赏忠诚的盟友，一方面也是保障他的安全，苏拉把斜眼军团的指挥权交给庞培·卢福斯，后者与他同是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然而，此举保证不了盟友的安全。为什么士兵们愿意追随他进军罗马？事实上，苏拉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他做出的安排暴露了这一点。像马略的使者那样，卢福斯带着一纸任命书来到他的新军营。彬彬有礼的斜眼暗藏杀机。将卢福斯介绍给部队后，斜眼借口有事离开了军营。第二天，卢福斯杀牲作祭，庆贺自己就任。在祭坛边，一群士兵围在他身旁。当他举起用来杀牲的刀时，士兵们抓住他打倒在地，“好像他是祭祀用的牺牲品。”4斜眼声称自己受到了侮辱，很快回到了军营，但对参与谋杀的士兵未做任何处理。不可避免地，流言开始纠缠斜眼，就像以前它们纠缠类似情形下的苏拉一样。人们几乎都相信，斜眼下令谋杀了他的替代者。

一位执政官被他的士兵杀害了。一个世代后，出现了一种充满末日意味的说法，卢福斯的命运似乎正是它的写照：苏拉政变后，“没有什么能阻止军方巨头为自己的利益采取军事暴力，法律不行，共和国的制度不行，甚至对罗马的热爱也不行”。5但事实并非如此。卢福斯被谋杀后，斜眼没有发动军事政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由于苏拉离开了意大利，斜眼很清楚自己能够左右时局。公元前87年，斜眼接触了一个又一个派别，几乎是在拍卖自己。他的要价越来越高，贪婪的敲诈行为使他的名声越来越坏。最终，到年底的时候，报应来了。他睡觉的营帐被雷电击中，造就了他离奇的死亡。举行葬礼时，人们成群结队地来捣乱，将尸体从棺材里拉出，在泥地中拖着。若不是一位保民官出面干涉，尸体就被撕成碎片了。在一个将声望视作衡量男人价值的首要标准的社会里，斜眼很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命运是一声响亮的警告，告诫人们不要试图拿国家利益赌博。另一方面，即使斜眼这样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军事独裁，虽然他曾权倾一时，运气又好。苏拉政变的确很恶劣，但对共和国还不算致命。法律依然存在，共和国的制度依然存在，对罗马的热爱依然存在。

这很自然。在公民们的眼中，共和国不仅仅是宪法，还是不可以颠覆和撤销的政治秩序。它已经被罗马人的概念、传统极度神圣化，成为公民们分享的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做一个公民意味着知道自己是自由的，“罗马人若无自由，一切神圣的法律都毫无意义”。6每位公民都对此确信不疑。苏拉进军罗马的行为没有破坏公民自由，对共和国法律和体制的尊重依然存在，因为它们表达了罗马人自我认识中最深刻的感受。不错，一位将军占领了自己的城市，但他声称是为了保护传统秩序。没有发生革命。尽管苏拉造成了一些创伤，但没有人想过共和国会被推翻，没有人能想出取代它的更好体制。

因此，公元前88年的“地震”过后，人们的生活依然如故。新的一年来临时，一切都很正常。罗马人选出的两位新执政官上任了，元老们向他们提出各种建议。街道上没有士兵。与此同时，那位敢于进军罗马的人在希腊登陆上岸。他那狂野的才干不再用于对付同胞，总算可以比较恰当地运用了。有一场战争等待他去赢取，其严峻程度在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共和国的敌人等着他去消灭，等着他去惩罚。

苏拉向东方进发。

错过笑话

公元前93年，一位罗马使者格利乌斯·帕布利克拉（GelliusPublicola）前往亚洲，途中曾在雅典逗留。他很有幽默感，对希腊文化也很欣赏。其时，雅典仍以拥有众多的哲学家闻名。他想跟哲学家们见见面，便召集了不同哲学派别的代表。格利乌斯绷着脸，要求哲学家们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他说，如果哲学家们做不到，他很乐意插手其中，帮他们平息争论。40年以后，格利乌斯对雅典哲学家的提议仍被朋友们记着，认为它表现出了非常机智的幽默。“他们吵得真厉害！”7

到什么时候，哲学家们才意识到格利乌斯在开玩笑？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像格利乌斯一样觉得很可笑。或许没有。在雅典，哲学还是很严肃的事。被一个自负的罗马恶作剧者戏弄了一番，苏格拉底的传人们一定感到颜面扫地了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礼貌地干笑几声：罗马人解决希腊的内部争端并不是没影儿的事。

不管怎么说，雅典的奴性与自负双双存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的神圣与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雅典，这一点比希腊其他任何地方都明显。有些事雅典人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许别人忘记：他们在马拉松战役中拯救了希腊；雅典曾拥有地中海最强大的海军。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依然壮观，作为永久性的纪念碑，诉说着雅典曾经辉煌的岁月。一切都过去了，而且都过去很久了。在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个世纪，人们排出了世界七大奇迹，帕台农神庙竟然不在其列。那是一个自负的世纪，帝国与纪念碑都非常庞大。人们觉得帕台农神庙太小了，建筑也过时了。现在，与作为大国的罗马相比，雅典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边缘地区。它对帝国的记忆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而已。有关它的地位的任何想法，任何雅典人仍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暗示，都能让罗马人乐不可支。共和国与马其顿的战争时期，雅典自愿地站在共和国一边，以一篇抨击、咒骂文字的经典之作向马其顿宣战。罗马人不为所动。“这就是雅典人对马其顿国王的战争，一场文字战争，”他们嘲笑道，“雅典人的武器只剩下文字了。”8

格利乌斯的笑话很残酷，暗示雅典人连最后一件武器也保不住了。其实，这已经成为事实。无论他们愿不愿意承认，哲学家和雅典黄金时代的其他遗产一样，都已沦为服务业的附属品。有些人在罗马人的资助下做得特别好，也意识到那是因为他们抛弃了玄学的外衣。在这个时代，最博学的波西德尼乌斯（Posidonius）就是一个典型。他求学于雅典，而后在各地旅行，见多识广。波西德尼乌斯有些过于乐观，将他在罗马行省的所见所闻理想化，说它是一个共同体。他是鲁提利乌斯·卢福斯的亲密朋友，后者是一个正直的、行省利益的保护者。波西德尼乌斯认为，他的朋友比那些迫害他的收税员更懂得罗马的利益所在。在共和国正在经营的世界新秩序中，波西德尼乌斯捕捉到了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他宣称罗马的臣民应该接受共和国的安排，他们肩负着这样的道德义务；文化上、地理上的差别将很快消失，历史正走向它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