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第3/14页）

第二天我去波恩。当然，这不是永别。阿莱科斯送我到机场，他要我答应再回来。几天后，当他住进医院治病时，我回去了。我发现了一些略能帮助我解开这个捉摸不透的人的秘密的东西。特别是他献给我的长诗。诗题是《旅行》，叙述一艘永不停航的船只，它从不屈从于诱惑，也不感到有必要靠近港口或驶往河岸去下锚。水手们要求、恳求船长，但是他迎着暴风雨的袭击，继续驶向一盏明灯。船，指的是阿莱科斯，船长也是他，水手们也是他。航行是他的生命，这是一次只有死亡才能使其告终的航行，因为这艘船从来不会抛下铁锚。无论是温情、欲望或应得的休息都不会使它停泊。任何说理、诱惑和威胁，都不能使它回头。因此，如果你相信这艘船，珍视这艘船，你就不应该挽留它，不应该用岸上绿洲和人间天堂的幻景使它停止前进。你应该随他去进行他所选择的疯狂的航行。在他众多的矛盾中，有一点是绝对不变的。“连尤利西斯到了最后也得休息，到达伊塔卡后，他就休息了。”我读完了长诗以后说。他回答道：“可怜的尤利西斯。”然后，又给了我另一首这样开始的诗：

当你在伊塔卡登岸，

尤利西斯，你将感到何等不快？

如果你面临的是另一种生活，

那又何必匆匆到来？

我认为在医院里听他讲话的那一天，我真正成了他的朋友。后来我又多次去雅典，如果说每次都使希腊当局感到不快，那也没有办法。尽管他们不敢阻止我入境，但边防警察要我填写别人从来不用填写的表格。我在雅典停留的日子里，他们非常注意我的每一个行动。监视我并不困难，因为我住在阿里斯托法诺斯大街的住宅里，那里的电话是受控制的，还有四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不知道多少便衣警察，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这所住宅的每一扇门窗和整条大街。

从心理上来说，好像阿莱科斯还在坐牢，而我与他一起进了监狱。有一次他陪同我去克里特岛，在那里待了五天。整整五天，始终有人跟踪和监视我们，并且向我们进行挑衅。我们去伊腊克林参观克诺索斯[2]，警察的汽车在半米的距离盯着我们。我们进餐厅吃饭，他们便把汽车停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去参观博物馆，他们守在门口等我们。我们经常看见他们从相反的方向过来，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装置获得信息。真是一场噩梦。在干尼亚机场，我遭到一名便衣警察的侮辱。在去雅典的飞机上，我们被安排在最后两个座位上，整个旅途受到监视。回到雅典后，我们不能在比雷埃夫斯港口享受一顿不受监视的晚餐，因为警察马上就会发现和跟踪我们。甚至在一位因心脏病而去世的民主党部长的葬礼上，他们还折磨我们。还有，帕帕多普洛斯一直没有同意我采访他，但是根据希腊驻罗马使馆的说法，似乎他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多么遗憾！如果能问问帕帕多普洛斯先生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大赦，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如果能告诉他，无论阿莱科斯走到哪里都被当做民族英雄来欢迎，那就更有趣了。人们在路上拦住他，拥抱他或者试图去吻他的手。出租汽车司机让他在禁止停车的地方上车。汽车司机停车向他致意。咖啡馆不让他付钱也是经常的事。一句话，大家都支持他，与他站在一起，只有为军政府服务的人才反对他。看到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使我终于对这位难以理解的人有了一点认识。我明白了一些问题，例如他的烦恼和不悦，他对永远得不到的平静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无法控制的愤怒表现出来，还有他那无济于事的大胆，生气地给国内最强有力的人约安尼迪斯打电话，对他进行挑衅，唆使他再次逮捕他。或者他效仿尤利西斯的狡黠和尤利西斯的心血来潮，从各种含义上说，他跟尤利西斯越来越相似了。还有当他看见卫城时，竟热泪盈眶，因为卫城是他所信仰的一切的象征。他的沉默是忧郁的，但是也有短暂的欢乐使他重新得到几小时或几分钟的青春。有时他突然爆发出孩子般的笑声，有时也意想不到地开玩笑，但这种玩笑会由于情绪的突变而立刻消失。他对给他写情书、向他公开发出邀请或对他施展诡计的女人所表现的端庄是过分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而且，无论是他过去的风流事，还是目前的私生活，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因为“一个正经的男子汉不这样行事”。他是个胆怯、顽固、自豪的人。一千个人的特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你总能想方设法为他开脱。关于他暗杀的事他是这样说的：“我不想杀人，我也不会杀人。我要杀的是暴君。”他的话多么令人高兴呀。

与此同时，他申请护照。对他来说，弄到申请护照的必要证件就很不容易了。无论他到哪个机关去要求，都遇到重重障碍。例如格利法达市政府证明不了他的出生。他的名字突然从注册本上消失了，只有雅典娜的名字，而没有他的名字。为此，他毫不掩饰地苦笑着说：“我没有出生，注意到了吗？我还没有出生。”但是一天早晨，他从外面回来，高兴地跳着说：“我出生了！我出生了！”谁知道他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七天后，一个星期一，他们发给了他护照：只是往返一次有效的护照。三小时后我们乘上飞往罗马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动身了。但是我们离开时的情景也是不寻常的。通过海关、边防警察和行李检查后，我们来到候机室。突然一大群便衣警察挑衅性地把我们围住了。后来，扩音器通知旅客登机，我们来到第二号门，出示了我们的登机卡。他们把我们推到后面。“为什么？”阿莱科斯问道。没有回答。“我们有护照和登机卡，我们已经办了一切手续。”没有回答。其他旅客都进去了，搭上了大轿车，又从轿车上下来进了机舱。飞机就等着我们两人了。但是我们无法靠近舷梯。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我们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人向把我们当做大人物陪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作解释。10分钟，15分钟，20分钟，25分钟，30分钟过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过了30分钟后，他们又允许我们上飞机了。也许他们给公安部的头目打了电话。也许这个头目又报告了帕帕多普洛斯，而帕帕多普洛斯认为在最后的时刻阻止阿莱科斯动身的错误做法，就国际上来说也是通不过的。但是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关上机舱的门以后，飞机在跑道上还停留了40分钟。那天地面指挥塔并没有出什么毛病。机舱里笼罩着窘迫不安的气氛。但是当我们飞上了天，飞上了世界上最蔚蓝的天空以后，这种气氛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