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性难驯 多怀激烈游寿的困境与突围（第3/5页）

这件事何以了结，已不得而知。但游寿身心已倦。1945年1月25日，她致信傅斯年：“因病暂请给假三日。”调进游寿，傅斯年并非权宜之计，确有栽培之意。1945年2月16日，他给曾昭燏写信，“前谈游戒微先生事，最终结论仍以前法为妥，即改任为助理研究员，拟在开会时特别申请以第三年论，若两年内游先生写成著作，即可讨论升副研究员，不待满四年也。”曾昭燏的三哥曾昭抡是化学家，三嫂俞大均（时任中央大学外语系教授）是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姐姐。也就是说傅斯年与曾昭燏的哥哥是连襟。外举不避贤，内举却避亲，这封信不过是傅斯年与曾昭燏的按计行使。可惜游寿不明白老同学与傅斯年的这番苦心。

1945年2月21日，也就是傅给曾昭燏去信的五天后，游寿又给傅斯年写了一张无期的假条：“因旧疾复发，又因家乡沦陷，暂欲赴渝一行，未完工作抑另派人。或准予假，乞请裁夺。”依傅斯年的性格，不难想象他读这封信的心情。他办史语所，强调统一意志和纪律保证。历史组的助理研究员李临轩，研究断代史，1943年6月15日他向傅斯年提出，“因病初愈，防受暑重翻，只得暂请外出假五日，分发承办工作，随带五日归家抄写。至于前两次因病请假，俟以后星期例假补作，俯予赐准。”也就是说，请假休息，工作不停；请假时间，在以后的例休假中扣除。

一个萝卜一个坑，拔出萝卜带出泥。游寿的离去，牵出一系列的麻烦，3月3日，傅斯年嘱咐那廉君，“游戒微先生工作异动，善本书库由张苑峰先生兼管。”3月5日张政烺致函傅斯年，“迟至今日，未接管别存书库。不久当着手，届日当会同游戒微君及佐理人员王志维君将别存书库之金石拓本图书器物彻底清点。”游寿去重庆，或有个人私事。据游寿晚年的弟子王立民语，她与丈夫陈幻云的婚姻秘不示人。李济之子李光谟、董作宾之子董敏也曾告诉过我，李庄的研究人员都有些惧怕游寿和曾昭燏这两个老处女。如果她在重庆有家，与丈夫团聚，那就天经地义。但她不提此事，众人不辨就里，对她的时走时归，或逾时不归就不免微词。

她自1945年3月中旬离开李庄，4月11日再向傅斯年续假，“前蒙准假一月，现已届满，唯尚有多待，且江水多阻，续假一月，旷日恐久，请即停薪，以塞众议。”此一去，游寿耽误了四个多月，到7月中旬才回到李庄。8月25日她再致信傅斯年，“年来受闲气盖平生未有，常恐冒渎神听。然以防微杜渐，聊试一鸣，君子不欲高上人，固不与所中旧人寻仇。”傅斯年9月18日回信，“一切照前约之办法，您以旧名义未作研究，部分之管理事项可不担任，一切均交张政烺先生接收。移交之事，乞速办。”

抗战胜利数月，东归光复，人心所向。1946年3月5日，游寿再致傅斯年信：“本所还都计划已奉命在五月以后，职夏日多病，欲先下渝觅交通机会，至都日既向所中前所派人员报到，并听其指命，伏恳赐准。”同一内容的信，她也分致董作宾。半个月后，游寿在重庆再致傅斯年：“本所复员在夏天，职每年夏令必病，万不得已，呈请下渝自觅还都机会。顷抵渝已一周，正极力设法交通工具，倘得先行至京之日，即向所中所派接收人石璋如先生报到。”董作宾是否准允游寿的请假；此事他又是如何向傅斯年禀报的，未查到依据。3月2日，傅斯年致函董作宾：“游竟自行离所，应将其免职。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弟当时找她，大失策。甚对本所不起。”当初史语所辗转万里，人员流失，能在艰难困苦中稳住一个人文学术集团，实为不易。傅斯年此举有安稳人心，消除影响之意。与此同时，傅斯年给所里同人写过一封公开信，表明自己一不会弃所去做官，二不会背离同人独自先享受。

3月27日，傅斯年给游寿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执事未得董先生同意，自作主张，自行离所，应自离李庄之日起，以停止职务论。”四天后，游寿回信，“顷奉手谕，不胜骇愕。职此次离所彦堂先生曾批示‘暂作请假’。职在所中前后四年，自揣无过，倘钧长以离所还京太早者，亦可即返李庄。”事若至此，尚有转机，游戒微在致傅斯年信的同时，又致董作宾：“此次请示先行归京经过，不图先生背后报告，傅所长有停职通知。今且忍耐不言，顷再缄倘以为不得擅行还京者，即重返李庄。”这封信本可换一种方式，求得宽宥。但游寿性格如此，岂能俯就？

傅斯年本性执拗倔犟，嫉恶如仇。且又有与曾昭燏的那层关系，因此对游寿的抱怨也就更甚。他决定壮士断臂，“以塞众议”。1946年4月7日，傅斯年分别致信董作宾、游寿。给董作宾的信是，“见游来信强词夺理，附致兄一信尤如诬妄。此等人万不可留其在研究所。一切文件附上，均至要紧，乞交那公（指那廉君）特别保存，以备万一打官司之用。兄万不可回她信，以免上其当。兄代为弟事受累，弟无知人之明，弄她进所，对所尤深歉仄也。”

傅斯年给游寿的信，“先生如于停职之办法有所申辩，自无不可，此事之决定系根据执事来渝留下之字而作，与董先生无涉。又，执事致董先生信之词调， 自为执事一贯之常态，亦即敝所不能永久忍耐者。故前此决定绝不能更易。”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在收到傅斯年解聘信三天后，游寿终于拍案而起，吐尽渥气，“平生志在为学，岂效区区作驽马恋栈耶……”

游寿在板栗坳完成的论文《冢墓遗文史事丛考》本已收入史语所在李庄的文章总汇——上中下三大册《六同别录》。但此时傅斯年坚决下令将那篇论文撕去。同事那廉君向傅斯年写信求情：“……《六同别录》已装订成册，如撕去游先生一文，势必重新装订，并改封面，此举是否可免，敬乞告知。”傅斯年一意孤行。1946年4月11日，史语所致函游寿：“所著《冢墓遗文史事丛考》一书，本所不能付印，可由执事自行设法出版……”按说游寿的论文是拿中研院的俸禄，在职务期间内完成的，怎能任性使气，随意拒印？

管理员那廉君在李庄的史语所图书馆。

《伐绿萼梅赋》与《山居志序》，是游寿在李庄撰写的文学作品，收进自己编制的年表，并列入学术成果。后来的研究者论及这两篇文章总是大言玄玄，不着边际。其实，细细解读，自然会得出另外的结论。且看《伐绿萼梅赋》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