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数星星的孩子张衡(第2/5页)

从公元100年张衡接受邀请,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开始,到公元115年,张衡出任太史令职务,这15年时间是张衡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期,或许也可以被看作他一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日间清茶一杯,促膝论道,夜间红烛一盏,苦读《太玄经》,苦行僧一般的修行磨炼了他坚韧的意志,前人深刻的学问也赋予了他求索的勇气。那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岁月里,年轻的张衡会再一次仰望天空的繁星么?“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虔诚的诗歌今天依然唱响在我们的心中,张衡用这般华丽的文字书写了心路的历程,他的人生轨迹永远都好似一个大大的圆,从数星星的孩子到诗人,再到一位天文学家,从洛阳到河间,再到故乡南阳美丽的村庄,终点回到起点的轮回里,脚步走过万水千山,心中的感悟又有几多?侧身南望涕沾襟,他是为无穷尽的探索道路而流泪,还是为莫测的前程而彷徨?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张衡也同样重复了这样的过程。永初二年,37岁的张衡收拾行装,踏上了去都城洛阳的路途,是汉王朝在等待张衡的到来,还是张衡在等待汉王朝的召唤?无论怎样,当他走进宫闱大门的那一刻起,他也就永远卷入了洪流一般的是非里。他性格刚直,不畏强暴,清廉爱民,这是祖父遗留给他的品格,也是中国清流阶层固有的精神信条。我们今天提到清流,总会想到满清末年,那些拒绝变法和进步的保守大臣的形象,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里,清流意味着一种高洁的信念,而非死读教条书的酸腐,清流更代表了做人做事严谨认真的精神,与中国儒家思想里关于治学求解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东汉时代,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封建的礼教和典章尚未完全成型,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尚且代表着一种先进的进取精神,一如近代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潮与民主精神。先进的士大夫分子们对于民贵君轻思想的坚持,一如1800多年后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坚守一样。倔强的张衡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信念走进洛阳城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他成为了宦官攻击的靶标。在今天人的眼里,学者永远只是学者,政客永远只是政客,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投身政治洪流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方面必然无法有很高的建树。而事实上,所谓政治,只是被人类人为地赋予了种种黑暗的内容,政治并非全是肮脏,而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张衡在洛阳的多年里,始终是各类政治活动的主角,也是当时清流阶层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在朝堂之上力陈宦官的罪恶,也曾经严词拒绝当权人物对他的收买。而这一切,与他同时成功研究出了水运浑天仪不相矛盾,与他写出了著名的天文论著《灵宪》不相矛盾,知识如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那知识永远只是一纸空文,任何先进的科学思想都需要有先进的政治思想为基础,否则美好的理想只能在现实里扭曲变形。无论是身为一个政客,还是身为一个学者,张衡都延续了他一贯的品格:对原则的坚持和对操守的坚持。他不迷信权威的学说与学者,也同样不畏惧当朝权贵的淫威。做学问的态度与做人的态度一脉相承,这正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典范。

公元117年,即汉顺帝永初四年,是中国天文历史,同样也是世界天文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张衡研制成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水运浑天仪。对于浑天仪,我们今天只能在故宫的遗迹中找到一个模糊的概念,这种古老的仪器代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先进成果,而对于浑天仪的真正原理和用途,大多数人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浑天仪得名于中国古代古老的天文学说——浑天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说,从秦汉开始一直存在着盖天说和浑天说两种争议,盖天说是商周时期萌芽诞生的天文学说,其理论为“天圆如地盖,地方如棋局”,即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圆地方学说,代表了人类在蒙昧阶段对于宇宙的朦胧认识。与之相对应的是秦汉时期出现的浑天说,浑天说认为,天是一个圆形的壳,天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地位于天壳的内部,日月星辰随着天壳而转动。张衡的浑天仪正是以浑天学说为基础制造的,它是一种演示天体运动情况的仪器。浑天仪也并非是张衡的独立发明,而是由西汉科学家落下闳、耿寿晶所创,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制造出了运作更为精密的水运浑天仪,它分做内外几层,每层都可以转动,中间有个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自转的方向,轴和球体的接触有两个交点,即天球上的北极和南极。球的一半隐没在地平圈的下面,另一半显露在地平圈上面。在球的表面排列有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球面上还有黄道圈和赤道圈,二者成24度夹角,分列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古代以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把圆分成365度,每度又细分成四个小格。球体外面有两个圆圈,一个是地平圈,一个是子午圈,外圈圆周长为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和地平斜交成36度,就是说北极高出地平36度。这是洛阳地区的北极仰角,也是洛阳地区的地理纬度。这架仪器的构造,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更值得一提的是,张衡巧妙设计了齿轮转动系统把浑天仪和漏壶联系起来,借助漏壶的水流力量推动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这一年,张衡的浑天仪成功演示了洛阳地区星空的运动实况,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让所有质疑他的人暂时闭上了嘴巴。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种伟大的科技成就,今天的某些学者都采取了低调记录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里,自然科学发明的地位是要落在人文科学之后的。文革时期,浑天仪更被四人帮的爪牙们污蔑为“封建迷信的产物”。前人的蒙昧尚可以理解,后人的无知却令人可悲。张衡的浑天仪,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情况看,很多内容无疑是超越了时代的。一项科技发明若超越了时代,也势必很难在短期内为时代所接受。爱迪生发明电灯的行为不也曾遭到煤气灯公司的抵制吗?在东汉的生产力状况下,许多天文学成就无法在当时体现出作用,但势必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欧洲人处死了培根,可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鼓舞了无数欧洲近代科学家向蒙昧的宗教宣战。浑天仪以及浑天学说所带来的科技成果,不仅在当时引发了轰动,在日后的岁月里,它的作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扩展,在奠定了中国天文学研究基础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天文观测的方式以及天文学说成果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