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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乔安娜・格雷说。

他走到门口，又转身回来，比了个“嘘”的手势：“出得我口，入得汝耳。”

待他出门，维里克说：“这还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

“他真是太不省心了。”乔安娜说，“他应该一个字都不说的。可是有一次也是这种场合，他没喝太多的时候，就跟我说过这件事。没办法，我只能管好自己的嘴巴了。”

“当然，”他说，“太应该了。”他站起身，摸过拐杖说，“还是我送他回家吧，他这样可不能开车了。”

“别瞎说，”她搀过他的胳膊，把他送到门口，“那你还得走回教堂内室去拿车。用不着。我送他就好了。”她帮他穿好大衣。

“没问题吗？”

“当然，”她吻了一下他的面颊，“我还期待着星期六见一见帕梅拉呢。”

他蹒跚着走进了夜色。她站在门口，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四下里悄然无声，安静得就好像她小时候生活的非洲草原。奇怪，多少年来她从来没这样想过。

她回去关了门。亨利爵士从楼下的盥洗室走出来，跌跌撞撞地摸向火炉边上的椅子：“得走了，老妹妹。”

“别瞎说，”她说，“还有时间呢，再来一杯。”她朝着他的杯子里斟了二指高的苏格兰威士忌，坐在椅子的一只扶手上，轻轻抚摸着他的脖子，“我跟你说，亨利，我想见一眼首相。没有一件事能让我这么想的。”

“真的吗，老妹妹？”他傻乎乎地抬头看着她。

她笑了，嘴唇轻触过他的额头：“好吧，也许还有一件。”

希姆莱走下楼梯时，盖世太保总部的地牢里一片沉寂。罗斯曼正候在那里，袖子挽到了手肘，脸色苍白。

“怎么了？”希姆莱问。

“领袖阁下，他恐怕是死了。”

希姆莱面色不愉道：“说明你也太粗心了，罗斯曼，我跟你说过要小心的。”

“恕我直言，领袖阁下，他是心力衰竭了。普拉格医生可以确认。事情一发生我就去找他了，他现在还在。”

他打开最近的那扇门。罗斯曼的两个盖世太保部下静立一旁，手上仍然戴着橡胶手套，穿着围裙。一个穿着花呢衣服、动作利落的小个子男人正俯身下去，用听诊器探向墙角铁床上尸体裸露的胸口。

希姆莱走进门的时候，他转身敬了个纳粹礼：“领袖阁下。”

希姆莱站住脚步，端详着施泰因纳。老将军的衣服被一直剥到腰际，还赤着脚。他的眼睛半开半闭，一动不动，凝视着无尽的虚空。

“什么情况？”希姆莱问道。

“心脏的问题，领袖阁下。毫无疑问。”

希姆莱摘下夹鼻眼镜，揉捏着自己的鼻梁。整个下午他的头一直在疼，到现在也没好。“好吧，罗斯曼，”他说，“他密谋威胁元首本人的安全，因此犯有叛国罪。要知道，元首已经对此颁布了惩戒令。而施泰因纳少将即便是死了，也无法逃脱这一项制裁。”

“明白，领袖阁下。”

“跟进一下做出判决的事情。我不等了，我得奉命到拉斯滕堡去。拍好照片，尸体就照常处理吧。”

众人齐齐脚跟一碰，敬了纳粹礼，离开了。

“他在哪儿被捕的？”罗根讶然问道。才是临近五点的光景，外面却已经漆黑一片，需要拉上灯火管制专用的窗帘了。

“去年六月，在凯瑞郡离卡拉湖不远的农庄，发生了枪战，他击中了两个警察，自己也受了伤。第二天，他从当地医院逃走之后，就不知所终了。”

“上帝啊，他们这个样子还好意思自称是警察？”罗根一脸绝望地说。

“问题是，都柏林方面的政治保安处完全没有介入这场行动，长官。他们仅仅是之后通过左轮手枪上的指纹才识别出他的身份。当时拘捕他的，是针对非法经营进行巡检的爱尔兰地方警察。还有，长官，都柏林方面说他们跟西班牙外事办公室核查过，我们这位朋友应该还在西班牙的监狱里才对。一开始他们还遮遮掩掩不愿意开口，你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跟他们打交道有多难。后来他们总算承认了，一九四〇年秋天他从格拉纳达的劳改农场逃跑了。按照他们提供的情报，他取道里斯本，混进了美国。”

“然后现在又回来了。”罗根说，“但是他回来干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你从各个地方治安部门那里收到什么消息了吗？”

“七个地方机构，全说没见过，长官。”

“好吧，眼下我们除了等着看，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有任何动向，第一时间告诉我。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我在哪里。”

“遵命，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