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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了。他并不会回伦敦，而是打算到亨利・威洛比爵士家中过周末。这位爵士的家在斯塔德利庄园，离斯塔德利村只有五英里远。这纯粹是一次私人访问，详情不会披露。村子里的人对这次造访当然一无所知，但是退休海军指挥官亨利爵士对他的密友乔安娜・格雷女士，就这个秘密显然毫无保留。

有那么一会儿，拉德尔就坐在那儿盯着这份报告，脑子在想。少顷他展开了霍夫尔提供的军事地图。门开了，霍夫尔端着咖啡进来。他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倒上一杯后站在一旁候着，不动声色。

拉德尔抬头道：“行了你这家伙，告诉我那地方在哪儿。我知道你知道。”

“没问题，中校。”霍夫尔伸出手指点在了沃什湾上，然后沿着海岸线往南移，“这里就是斯塔德利村，这是布雷肯尼和克雷，都贴着海岸，构成了一个三角。格雷女士在战前写过关于此地的报告，我看过一遍。这是个偏远的地方——绝对的穷乡僻壤。只有大沙滩和盐沼构成的海岸线而已。”

拉德尔坐着，盯在地图上看了好一会儿，才做出了决定：“找汉斯・梅耶来。我要跟他谈谈。但是不许给他透露任何的口风。”

“是，中校。”

霍夫尔正要开门。“还有，卡尔，”拉德尔又补充道，“我还要她的每一份报告，还有整个这片地区的所有消息。”

门关上了，一切突然重归寂静。他摸出一根烟。还是老样子，苏联烟，一半儿烟叶，另一半儿是硬纸烟卷。很多在东线作战的人觉得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假货，但拉德尔喜欢，所以他才抽这种烟。太烈了，呛得他直咳嗽，但他无所谓——鉴于他的伤势，很多大夫早都说他没几年好活了。

他走到窗边，莫名地悲从中来。根本就是一场闹剧。元首、希姆莱、卡纳里斯——就跟中国的皮影戏一样，没一样是客观实在的，没一样是真的，更别提这个蠢主意——这个关于丘吉尔的破行动了。东线战场上好小伙子们死了成千上万，他却在这儿搞这种毫无结果的花架子。

他没来由地对自己满心厌恶和愤怒，却被一阵敲门声给拉了回来。进来的这个人中等个子，穿着一件多尼哥粗花呢料子的外套。他的灰色头发蓬乱不洁，脸上的眼镜框使他看上去古里古怪。

“啊，梅耶来了。你好啊。”

汉斯・梅耶五十岁光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就已经是一名潜艇指挥官了，是德国海军最为青年翘楚的一批。一九二二年之后，他彻底投身于情报工作。他的头脑比外表看起来要敏锐多了。

“中校。”他正式地向长官致意。

“坐吧，朋友，坐。”拉德尔拉过一把椅子。“我在看你手下的特工‘八哥’送来的最新报告。写得很精彩。”

“哦，确实。”梅耶摘下眼镜，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绢擦拭起来，“乔安娜・格雷，很出色。”

“说说她。”

梅耶滞了一下，微微蹙眉道：“不知道中校想听哪些方面呢？”

“有什么说什么！”拉德尔说。

梅耶好一阵子没说话，显然是在犹豫要不要问清缘故，想想还是算了。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开了口。

乔安娜・格雷，原名乔安娜・冯・奥斯滕，一八七五年三月出生于奥兰治自由邦[8]一个叫菲尔斯科普的小城市。她的父亲是农民，也是一位荷兰归正会[9]的牧师，十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迁移——那场一八三六至一八三八年间，数万布尔农民[10]为了逃避英国的统治，从开普殖民地辗转来到奥兰治河北岸新土地的人口大迁徙。

她二十岁上跟一个叫迪尔科・杨森的农民结了婚，一八九八年育得一女。一年之后，与英国人的冲突终于爆发了，这就是第二次布尔战争。

她的父亲组织了一支骑马民兵，一九〇〇年五月于布隆方丹遇难。虽然战争从那时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可是整场冲突所带来的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这场悲剧长达两年，在这期间，迪尔科・杨森跟同袍们一道继续奋起抗争，他们化整为零，利用远郊村镇的依托和掩护进行着游击战。

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一日，一股英国游骑兵来到杨森的家乡，奉命搜捕迪尔科・杨森。出乎意料的是，杨森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在山区营地中因伤不治而亡，而且就连他的妻子对此也毫不知情。家里只有乔安娜、她的妈妈还有孩子。军曹问讯的时候，乔安娜一概拒绝作答，于是被拖到牲口棚里加以审讯，还两次遭到强奸。

她找到当地指挥官，然而提出的控诉如石沉大海。而且当时英军正对游击队进行无差别作战，他们烧毁村子，荡平一切区域，把人们都赶到一起——这就是后来的集中营。

集中营的情况糟糕透顶——相比之下，一塌糊涂的管理所带来的问题要比故意挑唆敌对来得还要严重。疫病四起，十四个月之内死了两万多人，乔安娜・杨森的妈妈和女儿也撒手人寰。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要不是查尔斯・格雷医生的悉心照料，她也早就命不久矣。当时此地条件在英国遭披露，引起民众抗议大潮，这位英国医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前来改善状况的。

她对英国人的憎恨，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她的骨头上，永世不褪。然而格雷向她求婚时，她却点了头。毕竟，她时年二十八岁，是生活毁了她的一切。丈夫、孩子和所有的亲戚都已不在人世，而且她已一贫如洗。

毫无疑问，格雷爱她。他长她十五岁，从不苛求，彬彬有礼。几年过去，她逐渐对他有了牵挂，但也仍然带着孩子气的任性、易怒和缺乏耐心。

他接受了伦敦圣公会的工作成为了宣教医师，工作地点一路从罗德西亚、肯尼亚直到祖鲁。虽然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何会对她眼中的黑非洲那么殚精竭虑，她还是接受了这一切，更为了配合他做好工作，接受了一份单调乏味的教职。

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因中风而逝世，而给她留下的只有区区一百五十镑，供她度过余生。命运再次无情地打击了她。但她靠着在开普敦给一位英国公务员当家庭教师的收入，又一次挺了过去。

这段时间里，她对布尔人的民族主义逐渐发生了兴趣，于是定期参加某个曾于战时打过交道的极端组织的会议。这些会议都致力于让南非从大英帝国治下摆脱出来。一次会上，她结识了汉斯・梅耶，一位德国土木工程师。尽管他比她小了十岁，一段罗曼史还是一发不可收。这使她感受到了自初嫁以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体味过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