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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殁”，碑文上是这么措词的。不可能，太荒唐了这个。这是精心布下的一个恶作剧吧。一定是的。

任何更进一步的想法都被一声突如其来的咆哮给打断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维里克神父撑着一把大黑伞，一跛一跛地穿过碑石冲我而来。

我兴奋地嚷道：“神父，你一定会对这个有兴趣的。我有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等他走到近前我才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儿。事实上是非常的不对劲儿，他的脸由于激动而显得惨白，他整个人都因为愤怒而在发抖，“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敢动这块石头？你这是亵渎，除了亵渎没别的了！”

“好吧好吧，”我说，“我道歉，但是你看看我在它下边发现的东西。”

“我才不管你在底下发现了什么狗屁东西，赶紧恢复原状！”

我开始有点儿忍不住了。“别傻了，你没看到上面说什么了吗？你要是不认得德语，我教给你。‘库特・施泰因纳中校，以及十三位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陨殁的德意志空降猎兵，长眠于此。’你不觉得这事儿简直新鲜透了吗？”

“完全不新鲜。”

“看来你一定是以前见过这块石头。”

“没见过，当然没见过。”此刻他显得因为什么事情而忐忑不安，说话的时候更平添了一丝绝望的味道，“现在麻烦你把石头恢复原状，好吗？”

我不相信他，我从来就没相信过他。我说道，“这个施泰因纳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跟你说过了，我一无所知。”他说话的时候越发魂不守舍了。

而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些问题。“自一九四三年开始您就在这儿了，对吧？您就是在那个时候接管教区的。教堂里那块牌子上写得清楚。”

他终于崩溃地爆发了：“我最后再说一遍，麻烦你把这块石头放回原位行不行？”

“不行。”我说道，“恐怕恕难从命。”

奇怪的是，此刻他反而好像控制住了自己。“很好，”他冷淡道，“那就请你赶紧离开这儿。”

鉴于他的这种精神状态，争执估计是毫无意义的。我简短地回答道：“好吧，神父，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走上小路的时候他又喊了一句：“别再回来了，否则的话我肯定把这儿的警察找过来，决不含糊。”

我走出墓园的大门，坐进“标致”汽车离开了。他的威胁吓不着我，因为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兴奋得气血翻涌。斯塔德利村的一切事情都吸引着我。大概只有北诺福克才会有这种地方的存在。某一天你突然间发现了这么个村子，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于是你开始疑惑，因为你想不起是不是从一开始这个村庄就根本不曾存在过。

这种事儿可绝不多见。看那教堂，那围墙下的花园、花园里的古老长老室；看那溪流，那随意散落在小溪沿岸的屋舍、十五六座样式各异的屋舍；看那带着大水车的老磨坊，那一片绿荫、绿荫对面的乡村酒馆——斯塔德利河沿酒馆。

我把车停在溪边的路上，点燃一根烟，静静地回想着整件事情。维里克神父撒谎了。他早就见过那石碑，他认得上面的识记，我坚信这一点。想起来还真荒唐，我本是为了搜寻查尔斯・加斯科因的线索才偶然造访斯塔德利村的，结果却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情，一个真正的秘闻。问题是，我该怎么做呢？难不成就此收手了？

那个教堂司事，雷科尔・阿姆斯比的身影自两幢农房之间的狭窄巷道里出现时，问题似乎顿时迎刃而解了。他的身上仍然溅得到处都是泥巴，肩膀上照旧披着旧麻袋。他穿过小路走进斯塔德利河沿酒馆。我立刻跳下车跟上了他。

按照门口铭牌上写的，店老板叫乔治・亨利・王尔德。我开了门，里面是铺着石板路的通道，墙上贴着装饰面板。左边的门开了一条缝，传出嗡嗡的低语，间或爆发一阵大笑。

里面并没有吧台，只有一间舒舒服服的大房子、一个点着火的石头壁炉、几把高背椅子、几张木头桌子，如此而已。六七位客人，没一个年轻人。要我说啊，他们的平均年龄能有六十岁——可惜时下的穷乡僻壤里，这般光景是越发常见了。

一群农民，骨子里就是农民。都是饱经风霜的脸，都是花呢帽子，都是胶皮靴子。三个人在玩骰子，两个人看着。炉火边，一个老头儿轻轻地吹着口琴。他们全都满脸新奇地看着我——带着那种熟人小团体来了陌生人时常有的新鲜感。

“下午好啊。”我开口道。

两三个人点头致意，很客气，然而有个大块头，一脸黑里掺灰的络腮胡子，瞧着不怎么友好。雷科尔・阿姆斯比自己占了一张桌子，正用手指卖力捻着一根烟卷儿，面前摆着一杯淡啤酒。他把烟塞进嘴里，我走过去递上了火儿。“嗨，朋友。”

他茫然抬眼，突然反应过来了。“噢，又是你啊。你找到维里克神父了吗？”

我点头：“再来一杯？”

“那哪能不来呢，”他把杯里的酒牛饮而尽，“一品脱黑啤酒下肚，再痛快不过了！来呀乔治！”

我扭头看过去，身后站着一个戴套袖的矮胖子，这肯定是店主乔治・王尔德了。他跟周遭人的年纪差不多，样子还不错，只是有个地方破了相。过去什么时候他一定是被子弹近距离打到了脸。我看过太多枪伤，所以确定得很。弹痕在他的左脸上犁出了一道沟，肯定还伤到了骨头。他这运气算是很不错了。

他殷勤笑道：“您来点什么，先生？”

我跟他说，我要一大杯伏特加汤尼，而这些农民和乡巴佬们竟被此逗得大乐。我倒是无所谓，因为这是唯一一种我高兴怎么喝就怎么喝的酒。雷科尔・阿姆斯比的手卷烟没坚持多一会儿，所以我分了一根自己的给他，他乐得接受。酒送上来，我把他的那杯淡啤酒推给了他。

“你说你在圣母玛利亚教堂干多少年司事了？”

“四十一年啦。”

他把酒一饮而尽。我说：“来，再来一杯吧，给我讲讲那个施泰因纳的事儿。”

口琴声戛然而止，谈话声也顷刻消失了。老雷科尔・阿姆斯比越过杯沿盯着我，脸上又泛出那种狡黠无比的神色来。“施泰因纳？”他说，“怎么想起问这个？施泰因纳他……”

乔治・王尔德插到我们中间，伸手拿走杯子，边抹桌子边说：“对不住先生，打烊啦。”

我看看表，两点半而已，开口道：“搞错了吧？还有半个小时呢。”

他把装伏特加的杯子递了过来说：“先生，我们这是自家开的小生意，再说这么个荒郊野外的，我们爱怎么干也不会有人管。要是我说两点半关门，那就是两点半关门啦。”他和颜悦色地笑道，“我要是你，我就喝光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