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湘系集团之博弈（第2/2页）

3.抑湘扬淮。李鸿章及其淮系军队本为曾国藩一手提拔而成，但李鸿章自成山头后便对曾国藩阳奉阴违。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清政府设下抑湘扬淮之策，利用李鸿章打击曾国藩与其他湘军将领，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从同治八年至同治十三年（1869—1874年）总督的任命中便可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在这6年中，两江、陕甘和云贵三总督，分别为湘军集团曾国藩、左宗棠、刘岳昭等人出任，而直隶除了曾国藩有一年多担任总督外，和湖广一起则归李瀚章、李鸿章二兄弟。而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时，湘军集团就已有6位总督，淮军集团尚还无1人担抚总督职务。清廷这样的安排自有其深意，让李氏兄弟同膺重任，不仅是以罕见的殊荣笼络之，而且还有平衡湘淮二集团的一面。更何况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又升至殿阁最高的文华殿大学士，而此时曾国藩还只是等级稍次的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如此，清廷还重用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让其参与中枢大政。这样抑湘扬淮，除了李鸿章为人圆滑、长袖善舞外，更主要是淮军集团为后起之秀，资历声望、军政实力等都还远不如湘军集团，让之处于较优的地位，就可以起到有力的平衡作用。

（三）扶植清流派，从舆论上抑制地方实力派

清廷制约地方实力派的招术还有以文制武，即以言官、御史、词臣从舆论上制约地方实力派。在清朝中央政府中，除掌握实权、津要的军政官员外，还有一部分可以制造舆论的力量，如都察院六科十三道监察御史、詹事府所属词臣等。他们地位虽然不高，既无决策权又无执行权，但他们可以接近朝廷，上书言事，参与一些问题的讨论。而御史还可以风闻奏事，不会因言而获罪。所以，他们所奏无论对与不对，朝廷采纳与否，内阁一旦发抄，便经由《京报》风闻全国，形成一种舆论的力量，即所谓的“清议”。任何官员，一旦受到舆论的贬损，便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重者丢官，轻者降调，最低也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因而，一般人都害怕受到清议的指责。掌握皇权的慈禧太后，不可能不对之加以发挥和运用。

事实上，面对积重难返、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慈禧太后即注意刻意培植和利用清议的力量，制造舆论，操纵形势，以达到打击和控制握有重权的地方实力派的目的。

同治四年（1865年），醇亲王奕譞指示其爪牙蔡寿祺首先发难，毫无根据地指责湘军元老陕西巡抚刘蓉向权贵行贿，并对曾国藩、曾国荃、骆秉璋、李元度等人大加非议责难，要求清廷“振纪纲”，对他们严加训诫，甚至给予处分。其打击湘军集团，剥夺他们的权力，树立清廷的纪纲之意图十分明显。

同治五年（1866年），正当清廷与曾国藩集团之间因曾国荃参劾满员湖广总督官文关系骤形紧张之际，曾国藩又剿捻受挫。京中御史乘机纷纷上疏弹劾曾国藩，致使曾国藩心怀惊惧，有苦难言。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对外妥协，又受到清流派的猛烈攻击，致使曾国藩忧惧成病，从此心灰意冷。清廷这种用清流派制约地方实力派的做法，引起了曾国藩集团的大为不满。郭嵩焘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历观言路得失，“敢直断言曰：自宋以来，乱天下者言官也。废言官，而后可以言治。”“唐宋之言官虽嚣，尚不敢及兵政。南渡以后，张复仇之议、推陈兵事，自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风，持兵事之短长尤急。末流之世，无知道之君子正其意而息其辩，覆辙相循，终以不悟。”“文宗初基，东南糜烂，天下岌岌。朝廷怀恐惧之意而出之以端简，百官慑于大难之骤兴，瞻顾却立，而抑不敢肆其嚣嚣。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谓自是可以长享无事，而议论嚣然。言路之气日张，时事亦愈棘矣。”[3]对清流派的无端攻击，曾国藩虽然心中不满，但也不敢据理抗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他老于仕道之处。因为他深知，在仕途上，越是功高权重，就越是要小心谨慎，稍有不慎，就会被御史所弹劾。如要上疏抗辩，又往往言多必失，愈加被动，甚而招来他祸，受屈更大。如此看来，慈禧太后挟居高临下之势，行以言官压制地方实力派之策，在内轻外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求得中央与地方之间某种平衡和暂时的稳定，还是行之有效的。

太平天国以后，经过慈禧太后的努力调整，中央政府的权势的确有所回升，地方督抚的任免大权仍然牢牢操于中央政府的手中，地方督抚还不敢公然与中央抵抗。但这并不能，也不可能改变清廷大权旁落地方的这一历史事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仍然在不断的冲突与调整中发生着变化。国家权力，仍然在不断地向地方倾斜。

[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八日。

[2] 《清史稿·阎敬铭传》卷438，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

[3]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第10卷，光绪十八年刊，第2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