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帮大佬（第2/6页）

1931年4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语调轻快的讽刺文章，内容是关于宋子文对鸦片交易和南京国民政府国库的规划：

上周，财政部部长宋子文高兴地宣布中国将实行“一项切合实际的新政策”……在宋部长看来，“切合实际”的鸦片政策不可以是一项禁烟政策。随后，财政部的官员们专程去台湾地区学习日本人的鸦片制度：政府垄断下的限售政策。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够把鸦片栓到财政部这驾马车上，他也许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要想划分鸦片的来源、产地、运输和加工等问题非常复杂麻烦，因此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跟杜月笙平分收入。因此，委员长与杜月笙进行了一次长谈。会谈刚开始，蒋介石首先任命这位青帮大佬担任上海首席“剿共”专员，这相当于正式给予杜月笙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一个令杜月笙梦寐以求的身份，因为他当时正在忙于洗刷自己的公众形象。蒋介石和杜月笙达成协议，双方一起从事鸦片经营，青帮所有的鸦片运输和生产制造都得到政府的保护，同时，它还在政府部门任命鸦片垄断经营官员时具有否决权，并且在分配收入时也可以得到较大的份额。作为回报，青帮答应向南京国民政府支付600万元作为政府参与下一次交易应得收入的预付定金。

很显然，即便是像杜月笙这样精明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他付给子文600万元，然后回到了上海，把这笔交易跟黄金荣汇报了一下，然后他突然反悔了。杜月笙要求子文归还这笔钱，子文很不明智地企图跟他耍个心眼，他给杜月笙送去的不是现金，而是政府债券。杜月笙深知政府的底细，这些债券在他眼里一文不值。他立刻还以颜色，提醒这位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其行为是多么的愚蠢。

1931年7月23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子弹与宋擦肩而过》的文章。该报纸刊登了子文自己对此次暗杀事件的描述：

我正从车站里走出来，离出口大约有15英尺远。就在此时，两边同时响起了枪声。意识到我是他们的袭击目标之后，我扔掉头上的白色太阳帽，这帽子在昏暗的车站里太惹眼了，然后跑进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

车站里很快便充满了枪手开枪射击之后冒出的浓烟，混乱的子弹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护卫们则不断反击。

枪声足足持续了有5分钟，然后车站才安静了下来。我的卫兵看到至少有4个杀手在朝我们开火，也许还有更多。硝烟散尽之后，我们发现一直陪在我身边的秘书的腹部、大腿和胳膊上都中了枪。子弹从两边击中他的身体，他的帽子和公文包上全是枪眼。我个子比他高，却毫发无伤，这真是个奇迹。

很显然，如果这些杀手们想击中子文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因为他们那些“打偏”了的子弹干净利索地落到了他的秘书身上，把他打死了。不过，这些杀手们显然是事先得到命令，只要把子文吓个魂不附体就可以了。现在子文已经明白，如果他再企图跟杜月笙玩花样，就再也不能指望得到额外开恩。

华北是中国鸦片产量最多的地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占领该地之后，蒋介石在财政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问题是双重的：蒋介石失去了在这一地区从事鸦片交易所带来的收入，而日本人则利用这片征服地上出产的生鸦片从事国际鸦片贸易，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蒋介石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规定中国人吸食经过提纯的吗啡和海洛因是非法行为，然后又跟日本人签署协议，从他们手里购买鸦片。尽管这事听起来有点儿不合逻辑，但蒋介石宁愿在华北地区出一个基本价从日本人手里购买鸦片，也不愿意放弃他可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的全部收入。否则，即便他不买，日本人也会向国统区走私鸦片。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鸦片逐渐让位给劲头更大的吗啡和海洛因。这种演变是一步步发生的。19世纪末，吗啡被西方传教士广泛使用，用来治疗中国人的鸦片瘾，因此这种毒品在中国被称为“耶稣烟”。187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化学家们从鸦片中提炼出了海洛因。1898年，拜耳公司将其作为一种专利药品发行，主要用来治疗吗啡瘾。中国人最初吸食鸦片上瘾，然后改用吗啡，最后又开始吸海洛因。截至1924年，中国每年从日本人手里购买的海洛因数量之多，足可以供4亿中国人每人吸食4次。而就在同一年，美国国会在刚宣布禁酒令不久，又宣布禁止把海洛因当作专利药品销售。美国那些从事非法制造、走私酒水的犯罪集团成员立即转而从事海洛因贸易。欧洲的犯罪团伙从波斯和所谓的“金新月”地区[1]获得鸦片，而美国犯罪集团则觉得从中国购买鸦片既方便又便宜。

1931年，国际联盟为海洛因生产设定了国际配额，以使其产量减少至仅够医疗之用。在同一年，杜月笙在上海江对岸的老家浦东高桥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杜氏祠堂落成庆典，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些戏班子和杂技团进行现场表演，烟花爆竹接连放了好几个小时。约有8万人前来道贺，杜月笙亲自出面邀请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多达数千位。杜月笙向他们赠送了价值50多万元的礼品，他们也给予其同样奢华的贺礼，包括委员长在内的一些人还亲自挥毫泼墨，用书法条幅盛赞他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整个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待到所有宾客离开之后，杜月笙新建的宗祠摇身一变，成了他名下规模最大的制造吗啡和海洛因的秘密工厂。

由于杜月笙的存在，人们才“有幸”能够持续不断地买到全世界最纯正的海洛因。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上，都能看到人们买一粒相对纯正的海洛因药丸，然后直接咽下去，或者用烟斗吸食一种粉红色的海洛因片，这种事已经是屡见不鲜。而在美国，人们需要把海洛因直接注射到静脉里，因为毒贩子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海洛因在流通到吸毒者手中前，已经被稀释得几乎没有药力，用其他方法产生不了效果。杜月笙用海洛因片来治疗他的鸦片瘾和吗啡瘾，他为此还经常夸耀，而他却因此终生染上了海洛因瘾。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名人录》热情洋溢地盛赞杜月笙阁下：

他（杜月笙）是上海法租界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知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上海中汇银行、东汇银行董事长，正始中学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上海急救医院董事长，总商会监委会委员，杭州华丰造纸厂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江浙银行、大华大学、中国棉纺品交易所、中国招商局等单位董事，宁波仁济医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