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帮大佬

杜月笙现在是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备受人们敬仰。他几乎是无处不在。1935年，杜月笙设在法租界里的中汇银行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保持营利的私人银行之一，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然而，经济学家帕克斯·小科布尔却指出：

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业圈里声名显赫，但他终究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黑社会头子。就连与他有着密切商务往来的孔祥熙也不得不时刻提防他的权势。进行法币改革的那段时期，孔祥熙把杜月笙也放进了货币储备局。因为杜月笙名声太臭，英国顾问弗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反对这一任命。孔祥熙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不过他告诉利思–罗斯，杜月笙“毫无疑问是一个投机者，但他同时还是黑帮头子。上海有10万人服从他的领导。他随时都会给我们制造麻烦”。

孔祥熙和利思–罗斯之间这场关于财政问题的谨慎谈话就发生在孔家的豪宅里。身为家里的女主人，霭龄也参加了他们的谈话。（很显然，这是孔家人的一贯做法，这样霭龄就可以对她听到的情况加以利用。）当两位男士在一起商讨各种可能实施的白银改革措施时，霭龄开始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利思–罗斯慢慢意识到他正在被她摆布。盛怒之下的利思–罗斯中断了谈话，阔步离开了孔家大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备忘录里都有记载。

霭龄根据自己对谈话的理解，把政府即将转变外汇交易政策的内幕消息透露给了杜月笙。哪知杜月笙误解了霭龄的话，结果投资失误，损失了5万英镑，这在当时相当于25万美元。杜月笙不愿意自己承担，他向孔祥熙提出由中央银行来弥补他的损失，遭到孔祥熙的拒绝。利思罗斯回忆说：“当天晚上，6个送葬的人把一口头号棺材放在了孔博士的家门口。”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对一位近期在外汇市场上遭受损失的“爱国市民”进行赔偿。

在监督白银兑换纸币的过程中，利思–罗斯偶然发现了另一件有关财政的怪事。这件事与1933年4月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有关。这家银行与委员长的关系极为密切，即便不是由他直接控制，至少也是为他个人服务的。中国农民银行是征收鸦片和海洛因税收的一个渠道，被外界称为“鸦片农银行”，受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觉手头缺钱，这家银行便开始印钞票。它从不接受任何部门的审计，利思–罗斯提出，这家银行必须经过审计之后才能授权发行政府新出的法币，结果导致蒋介石大发雷霆。中国农民银行最终也没有公布自己的账目。

尽管孔祥熙在经济上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导致中国经济近乎窒息，但每当遇到财政方面的困难，蒋介石似乎总能应付过去。这是因为，虽然蒋介石本人对经济不感兴趣，但他却有一个巨大的税收来源，确保他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汇。这个稳固的财源就是毒品交易。青帮对中国黑社会的控制实际上是源于其对鸦片运输的垄断，上海本身就是在大批棕色大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像云南之类的几个省份，其唯一能够向外输出的商品就是鸦片。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对南京国民政府用毒品收入来支付大量的账单感到惊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英国人良心发现，退出了鸦片贸易，从英国人那里传到中国的鸦片贸易便落到了中国黑社会的控制之下。在接下来的军阀混战时期，鸦片也是统治中国各省的军阀首领们主要的税收来源。通过征收鸦片种植税、运输税以及对烟馆和吸烟用具等征税，这些小独裁者们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来满足自己辖区内的军事和民用方面的需求。孙文曾经向广州的鸦片烟馆征税以增加收入，缓解拮据的财政，蒋介石从鸦片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现实的用途，只不过他的动作更大。

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那将给他的军队提供一个巨大的、用之不竭的收入来源。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新鲜，20年前，正是由于杜月笙向黄金荣提出的同样的计策，导致整个长江流域的三合会组织合并成一个青帮控制下的鸦片垄断联盟。蒋介石不过是想把这一策略“提升”到国家高度。1927年，在宋子文还没有答应加入新政府之前，身为财政部部长的他已经开始着手组织一个官方的鸦片垄断机构，以增加国统区的税收。在国家禁烟局（这个名字非常滑稽可笑）试图把垄断的触手伸到江苏省和杜月笙的老家浙江省之前，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那些热情过头的官员们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杜月笙创办的“大公司”的领地，杜月笙成立这家公司，专门负责上海周边地区的鸦片销售。南京国民政府突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撤销了官方的鸦片项目，取消了政府专卖制度。杜月笙的财团便可以安安稳稳地在长江流域从事鸦片的运输和事实上的销售业务，不再受任何干扰。

蒋介石并不仅仅是因为杀气腾腾的杜月笙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响力才在控制鸦片交易的问题上采取后退策略，他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人强烈反对中国大范围存在的吸食鸦片现象。截至1928年，鸦片已经侵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贵州商会甚至把鸦片作为官方交易的标准尺度。在重要的鸦片种植区云南省，山坡上到处盛开着红色、白色和淡紫色的罂粟花，那里有90%的成年男性吸食鸦片，由于受吸食鸦片的母亲的影响，很多新生的婴儿都染上了烟瘾。

1928年10月，在因闯入杜月笙的私人领地而被迫关闭了禁烟局的一年之后，作为对各种国际抗议的回应，蒋介石在卫生部下面新组建了一个全国禁烟委员会，该委员会公开宣称将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吸食鸦片的现象。委员长义正词严地宣称：“国民政府不会试图征收鸦片税去捞钱。如果你们发现政府把鸦片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那么这个政府就不值得你信任。”但是，在接下来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仅从三个省就收取了1 700万元所谓的“禁烟收入”。与盐务税相比，鸦片交易带来的收入多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为了减少青帮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双方从事鸦片事务的人员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联系。南京国民政府允许海军和警察部队与青帮展开合作。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人对鸦片的需求也超过了国内的供应能力。从上海的警方报告可以看出，1930年宋子文亲自出面与杜月笙接洽，在国民党军队的护送下，向上海运送了700箱波斯鸦片，以补充业已耗尽的中国库存。参与运输和护送的各方（包括宋子文）都得到了一笔好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