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5/9页）

我不忍见孙中山40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庆龄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监视和恐吓，与其相反，她的小妹美龄却开始垂帘听政。现在的美龄变得比以往更加精力旺盛，也更加傲慢。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对她的急躁脾气和傲慢态度已经有所察觉，平日里对她以礼相待，却又敬而远之。在与蒋介石婚后的前20年中，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随着蒋介石的忠诚程度以及她促成外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成败而起起落落。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有意用漫画手法来描述委员长夫妇，把他们塑造成浪漫主义的典型，使他的杂志成了报摊上的热销货。在撰写文章时，卢斯一贯喜欢给登上他杂志的名人起一个绰号。他称蒋委员长为“委座”，称美龄为“委座夫人”。中国的记者们则把这两个名字缩写成“委座”和“夫人”，或者有时候称她为“龙夫人”。身材瘦长结实、态度严肃认真的陆军校官约瑟夫·史迪威时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专员，他给这位中国最高领袖起了一个诨名：花生米。

美龄则成了“花生米”与西方世界对话的翻译。她接受“半官方”的采访，撰写长篇书信、杂志文章和书籍，并在美国出版。对美国人来说，此举产生的诱惑力可谓非同小可，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他们感觉这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聪明女子已经接管了中国的大权，正在对这个神秘而又复杂的国度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接连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评判。除了东方人的长相外，她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像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正如美龄自己说的那样：“我身上唯一属于中国的东西就是自己的面容。”此外，她还是一位基督徒，这让美国人也感到非常欣慰。

结婚不到两年，美龄便督促蒋介石兑现自己的诺言，让他参加了公开的受洗仪式。做出如此姿态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已经61岁的宋夫人身体并不太好。令众人感到奇怪的是，宋家的这位女统治者已经有点儿喜欢自己的这位新女婿。衣冠楚楚的委员长穿上整洁的军装，身体更显得细长，活像一根军用手杖。他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一大帮衣着整齐的随行参谋、护卫和点头哈腰的官僚们紧随左右。在宋夫人眼中，他预示着宋氏家族的到来——天命通过这位女婿降临到了自己的儿女们身上。宋家人不会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当初庆龄没有与孙文私奔，天命是不会降临到宋家人的头上的。

1930年10月23日，在宋查理的教堂里，江长川牧师为蒋介石施行了受洗仪式。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惊。随后人们便认为这是有人杜撰的假消息。但获悉这一消息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发出一片赞叹声。经过8年严酷的反基督教宣传鼓动之后，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日子终于可以好过一点儿了，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重。美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她具有自欺欺人的本领，很显然，她把蒋介石的受洗当作一种表忠心的举动。

尽管蒋介石受洗的动机值得怀疑，但宋夫人对他的表现感到很满意。1931年7月23日，她在位于青岛的夏日别墅里离开了人世。

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蒋介石开始加入基督教深信不疑。美国杂志《基督教世纪》上的一篇社论如此说道：

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其颁布的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法令来看，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对中国基督教会实行的一系列计划持反对意见……教会领袖们正在严肃地商讨他们的计划有无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人们对蒋介石加入基督徒的行列表示审慎的欢迎。很显然，中国之外的教会希望对事情的发展再观望一段时间，然后再确定这次受洗仪式是否可以算作是教会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大部分有理智的基督徒都会承认，想当年康斯坦丁的受洗就给西方教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可怕灾难。同样的，对真正的东欧基督徒来说，弗拉基米尔的受洗更像是一种失败，而非胜利……中国当前的局势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掺杂其中……比如，很显然它目前急需外国的支援，尤其是在贷款方面……它现在是如此需要钱，以致有传言称，中国已经正式或半官方地允许恢复鸦片贸易……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者们明白，让一位受过教会洗礼的基督徒来担任政府首脑并不会降低西方国家对这个政权的兴趣……这些人鼓励总统走出这一步，肯定是事先已经算好了此举会带来哪些直接或实际性的好处……在此奉劝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不要认为这次受洗确定无疑地表明中国在基督教传播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信心十足的美龄给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们写信的次数不断增多。这些信件中有许多后来都被公布了（很显然，这也正是她所期望的结果）。这些信件在发表的时候经常配有美龄的照片，比如“与委员长一同野餐”之类。信件的内容则包括国事、与封建军阀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成立孤儿院以及各种令人振奋的运动等等。她的文笔风格非常适合美国中产阶级的胃口，其展现出来的正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一个中国的形象。

在第一批发表出来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美龄于1928年写给一位大学同学的信。这位同学把此信转交给了威尔斯利学院校友会，后来在《威尔斯利杂志》上发表了。

毫无疑问，正如你从报纸上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军阀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满足一己之私利，他们不顾只有实现中国统一才能拯救国家，公然反抗中央政府。作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的丈夫竭尽全力阻止叛军将领冯玉祥和阎锡山发动叛乱。但这些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将领们眼里只有自己的私利，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中央政府不断下令对他们进行镇压，我的丈夫以总司令的身份亲率军队……想到我的国家面临的种种灾难，我的心在滴血。旱灾和洪水导致了饥荒，“匪徒们”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煽动，而现在，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无耻的军阀们又挑起了血腥的战争。

美龄是在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端纳的建议下，才摇身一变而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宣传家。这个澳大利亚人再次受到召唤，被请来担任国民党领导层的顾问。他坦率地批评蒋介石和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过狭隘。端纳指出，委员长对这个国家了解得太少，他没有到各个省份去考察。蒋介石在对付军阀和管理军队方面可能很有一套，但他并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只依照下属的报告行事，这是非常危险的。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