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投身革命（第4/6页）

10月26日黎明前数小时，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惹出了麻烦。在香港，杨衢云雇来的那些人已经集合完毕，然而他们却为谁该使用好点的武器而产生分歧。就在他们在码头上争吵的时候，渡船径自开走了，他们一个也没登上船。

火冒三丈的杨衢云只好给广州的孙文发电，告诉他“那批货”第二天才能运到。这确实让孙文非常难做。他雇来的那些暴徒和三合会杀手早已到位，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但如果没有香港的那支队伍做援手，单靠上海的人马肯定是必败无疑。当下的理智之举，就是取消原来的计划。于是孙文便给他们付清了钱，安排他们各自回家去了。

然而，还没等他把取消起义的决定传给杨衢云，香港那边的武器之争就平息了，杨衢云的雇佣军比预定的期限晚一天登上了“保安”号轮船。此时香港警方已经完全获悉此事，某位警察署长打电话告诉了广州的清政府当局。当“保安”号到岸时，大队的清兵正在码头等候他们。一片混战后，大部分雇佣军成员得以逃脱，但为首的十几人和其他50多个参加起义的人不幸被捕。

在广州的其他地方，清军袭击了兴中会的藏身之处，抓捕了一些密谋起义的人，起获了一批武器、制服和造反用的旗帜。孙文躲在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家里逃过一劫，随后他化装成女人，躲在一顶带帘子的轿子里逃至澳门，再从澳门乘船去了香港。

被捕的起义者被按照典型的清朝刑法来惩处。孙文的两个亲密同志被处以斩首之刑。另有一位被600军棍责打致死，还有一位则被施以“千刀万剐”之刑，也就是用刀把身体一点点切成碎片——这是对谋逆者的标准刑罚。

这次惨败之后，孙文开始了流亡生涯。清政府对他进行悬赏缉拿。

尽管计划失败了，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一位大家公认的从事反清大业的英雄志士。

在接下来的16年间，他一直是朝廷缉拿的要犯，四处流亡，再也无法回到中国大地。此时的孙文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倚仗宋查理在金钱方面的帮助，同时也更需要依靠其他兴中会领导人替他处理革命事务。他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不断寻求海外华人对他的支持，终年奔波不停。

为了逃避追捕，孙文很快便离开了香港，带着两个助手前往日本。在神户登岸后，他们发现日本人已经详细了解了广州起义的始末，他们将这次损失惨重的起义称为一次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孙文备受日本人的推崇，拥护他的人也不断增多。于是他决定马不停蹄地赶往夏威夷。因为在夏威夷，那些支持他的人经济实力更强一些。

登船之前，他决定把自己乔装改扮一番。穿着中式长衫，背后拖着一条长辫子周游列国确实有点太招眼了。他剪掉了发辫，理成西式短发，还买了一套西装。最后，他在上唇还蓄起了胡子。经过一番打扮，效果确实很惊人：他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位体面的日本外交官。

1896年1月，孙文抵达夏威夷时，他的家人已先他一步来到，住在他的大哥孙眉家中。孙文的妻子是他父亲给选的，名叫卢慕贞，是一位农村商贩的女儿。此前他流浪在外，或在香港游学的时候，卢慕贞一直待在村里，孙文只有偶尔回去时才会见到她。这次在夏威夷团圆之后，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1896年11月，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在夏威夷待了6个月后，孙文决定去美国本土的华人社区去争取支持，这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为了方便行事，他又加入了广州三合会在美国的一个分支——“致公堂”，被授予堂内“洪棍”之职，一个负责执法事务的高级职位。

致公堂是当时美国最强大的三合会。它源于广东省，最初的成员大都是走私犯、海盗和沿海商贩。致公堂在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成员逃到美国，并在那里建立了分会。除此之外，美国还有数个其他的三合会组织。安良堂以纽约城为中心，其势力最远达到位于美国西部丹佛市的唐人街。秉公堂活动在西部沿海一带，控制着温哥华和旧金山。协胜堂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势力也很大，英端堂则控制着美国西南部地区。此外，规模较小的合胜堂和萃胜堂在洛杉矶的势力较大。现在，通过他在致公堂的地位，孙文可以同任何组织取得联系。

然而，孙文在旧金山却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到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照片，其中一张落到了清政府密探手里，然后被送回了北京。孙文的“新形象”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地的中国公使馆。

孙文的第一次美国之旅几乎没筹到什么资金，新加入的成员也很少。由于在中国发动革命可能会给华盛顿带来麻烦，没人愿意出钱资助孙文，他在美国的生活可谓举步维艰。

孙文乘船前往英格兰去拜访他的朋友康德黎博士。他刚到英国，就被斯莱特侦探社的便衣给盯上了。这家侦探社受雇于清政府，专门寻找孙文的下落。那个侦探尾随他来到康德黎位于伦敦市覃文省街的住所，然后又看着他住进了离此地不远的葛兰旅店的一间简陋的房间。

巧合的是，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就位于离康德黎博士家不远的波特兰区。孙文每次步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时，都要路过公使馆门口。他很快就变得自负起来，觉得自己的化装非常管用，公使馆里没人能认出他来。即便他进去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再离开，他们也不会察觉。

他实在抵抗不住尝试一下的冲动。10月10日，星期六，孙文信步来到公使馆门口，跟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聊了起来。当孙文问他这里有没有广东人时，这位学生请他进了公使馆，把他介绍给一个姓邓的翻译。孙文自称名叫“陈载之”，但眼尖的翻译发现这个陌生人的怀表上刻了一个“孙”字。孙文冷静地跟他谈起了清政府目前的乱局，然后就离开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那位翻译的怀疑。

孙文走了之后，那位翻译便向公使馆的上司们做了提醒。上司们都震惊不已，因为就在前几天，孙文刚从斯莱特侦探社的侦探眼皮底下溜走。既然他敢莽撞地一探虎穴，那么很有可能会再来。于是公使馆便安排邓翻译在街头看着，只要孙文一出现，就把他引到公使馆内。另外，他们还在大门里面安排了两个身强力壮的护卫。

第二天，也就是1896年10月11日，孙文离开住所，斯莱特侦探社派来监视他的那位侦探正在打盹，没发现他走了。孙文准备去康德黎家，再次经过波特兰区时，他看到有个中国人在公使馆门口晃悠，那人正是邓翻译。他俩聊天的时候，邓翻译慢慢引着他靠近了公使馆的大门。这时那两个护卫走了出来，挡在孙文身后，然后请他进去，说是已经备好了香辣可口的湖南菜，他们可以边吃边“聊”。说罢他俩便伸出粗硬的大手，一边一个抓住孙文的胳膊，把他给拎了进去，大门随即砰然关上。孙文被推搡着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为了监禁他，公使馆还特意派人把里面的家具都给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