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投身革命（第3/6页）

很多在正常社会中晋升无门的冒险者都加入了三合会。通过各地的组织，这些野心勃勃的人能够操纵大量资金和闲散劳力，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获得相应的补偿。一些地方的三合会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爱国组织，而另一些则借爱国之名行犯罪之事。其他的则两者兼而有之，表面上是爱国的组织，暗地里由一根看不见的“暗线”连接着一个犯罪组织。上海的洪帮就属后一类。

任何一位被人疏远、受到欺辱或遭受挫折的人都能在三合会里得到关爱。对很多人来说，能够加入三合会，掌握帮会成员之间的接头暗号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在茶馆里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端起茶杯或饭碗，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与兄弟帮会成员取得联系。像西方社会里的工会组织一样，只要有需要，三合会总能提供相应的帮助。不过，一旦成为帮会成员，终生再难退出。

1894年，宋查理和孙文决心在上海与另一个小圈子里的谋逆者携手合作时，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团结各地三合会的潜在力量上。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许多三合会组织从政治斗争转向了谋求经济利益，现在是时候带领他们返回他们最初为之奋斗的事业上了。孙文估算了一下，全国各地约有3 500万三合会成员，这些人很有可能再次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他明确表示，自己将以推翻清政府、创建一个“充满机遇的亚洲”为己任。他遍邀各地好友和会中兄弟加入他的团队，宋查理也加入进来，成为他从事的秘密活动的谋划人员之一。

他们很快便开始策划一次武装暴动。

在查理位于虹口的家中的书房里，摆着沉重的黑木椅子和一张大办公桌，一派西式风格。那些密谋反叛的人们在这里通宵达旦地策划，为起义做准备。他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广州——一个视暴动为家常便饭的地方。1894年的广州城，周围的乡村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挤满了小股海盗和走私犯，孙文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熟悉，可以把他们发动起来对付朝廷军队。城里的地下组织控制在三合会手中，只要付钱，帮会成员就会起身响应。他们推断，一旦广州落入孙文的掌控，就可以在那里组建一支军队，然后从清政府手中夺回天下。

就在孙文住在宋家期间，一位亲日的朝鲜领导人被诱至上海后遭到刺杀。孙文的这个小团体没有参与这次刺杀行动，无法善加利用此事，但洪帮中有很多人总是喜欢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给北京的政权制造麻烦。那个人的尸体被装在中国海军军舰里运回了朝鲜，在当地分尸示众，以恐吓叛乱者。日本对此事非常恼怒，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这将把清政府的所有精力都牵制在北方。

1894年8月1日，战争开始了。而此时的孙文还没开始组织广州起义所需的人马。他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组织，以及找到稳定的经费来源。孙文安排宋查理及时给他反馈事态的发展情况，自己则动身去了夏威夷。1894年11月24日，他开始召集人员，筹建一个名为“兴中会”的组织。有120名在夏威夷的华人加入该组织。

1894年12月，孙文仍在夏威夷奔波，寻求资金支持，这时宋查理给他来了一封急信：清政府在日本人手中遭遇了一连串的惨败。国人对此公愤极大，他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看到此信，孙文极为振奋。1895年1月初，他从檀香山奔赴香港。一些夏威夷华侨也追随在他左右，准备回国参加暴动。宋查理则继续留在上海负责财务保障，同时充当孙文在长江流域的耳目。

在香港，以杨衢云为首的一干人等加入了孙文的组织，但人手仍然不够。时间就这样一再拖延下来。到了春天，消息传来，中国在朝鲜遭到惨败。到了1895年夏天，他们总共才召集了153人。尽管如此，孙文和杨衢云却不顾后果地认为，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了确保成功，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花钱雇来的匪徒们身上。这些人包括流氓、恶棍、秘密会社里的暴徒，以及退伍的士兵。

根据算卦的卜算，起义的时间定在了阴历九月九日（阳历10月26日）。这个时候举事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中国各地的人们都要在这个日子里上坟祭祖，各家各户都要出门，正好可以掩盖孙文手下那些人的行踪。此次行动的主力是3 000名三合会成员，他们将在香港集合，然后化装成普通乘客，坐船前往广州。随船还载有几千把手枪，这些枪被封装在印有“波特兰水泥”字样的圆桶里。在广州上岸之后，这支雇佣军便会分头行动，赶往当地政府官员和军事指挥官的家中，刺杀他们，或者将他们囚禁，直到起义成功。

孙文和杨衢云这两位起义组织者分头行动。杨衢云负责在香港召集雇佣军，并将他们运送到广州。孙文则负责召集三合会成员，并监督整个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前往上海，向宋查理等人简要报告了最终的行动计划。

时任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英国人托马斯·里德支持起义，历次起义筹备会议他都获准参加了。为了让外国人士能够理解这次起义，他开始撰写一些有预谋的文章。在里德看来，华南地区的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他声称，清政府一旦被推翻，一个“负责”的新政府将会愿意接受外国政府和公司提供的慷慨援助和无私指导。他故意说这些谄媚之言，是为了引起外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兴趣。

里德如此冠冕堂皇地描述这些密谋起义的人：“尽管依靠‘中国佬’实现他们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他们确实是想实现立宪改革，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不公的暴政体系中解放出来。这种暴政体系一直把中国与西方的影响、西方贸易和西方文化割裂开来。”

离起义还有两周的时间时，发生了第一个意外事件。10月9日，孙文的兴中会成员之一朱琪写了一篇讨逆檄文，准备起义当天在广州城中张贴。这篇檄文把朱琪的整个家族都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起义失败，家族中的所有人都将受到严惩。朱琪的大哥知道了此事，他没有参与密谋计划，但从传统的角度来讲，他肩负着保卫整个家族安全的责任。最终，他向官府告发了此事。

听到这个密谋计划，广州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哈哈大笑。孙文只不过是个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以自我为中心的家伙，没人相信他能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虽然如此，为了安全起见，当局还是派了几个密探去密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孙文发现被人跟踪，便尽量避免做出可疑之举。那几个密探回去汇报说，他跟往常一样，没什么实际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