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4/9页)

赵良嗣深信这条计策十拿九稳,并非因为他跟李氏父子有一段香火因缘,这是不可靠的,他们谁也不会认真相信“如有渝盟,神明殛之”一类的鬼话,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功名之徒,都懂得从现实的利害关系来考虑自己的前途。所谓“利之所在,趋之如鹜”,这个与他们性命相关,才是十分拿得稳的。目前李处温虽然高居首相之位,可是辽政权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它的灭亡,只是指顾间事。耶律淳分明是一只巢于飞幕之上的燕子,一条游于鼎沸之中的大鱼。他李处温一向见事明白,利害分晓,难道为了这一爵之荣,就肯去当耶律淳的殉葬品不成?他李处温,还有那个由于私怨一向对契丹高级贵族切齿痛恨的表弟李奭绝不是这样的大傻瓜。只消把他们拉上一把,他们一定会把耶律淳当作一件奇货卖给北宋朝廷,这个,他赵良嗣知之有素,确有把握。00

赵良嗣的建议,深契童贯之心。因为童贯自己也是个政治冒险家,“富贵香饵抛将去,哪有鱼儿不上钩?”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以己度人,他相信这确是一条好计。他们把张宝、赵忠两个召来,温言慰谕一番,当场就填写了团练使的告身,又厚赐金帛,要他们潜入辽境,进行秘密活动。先去搭上李处温的关系,把赵良嗣给李处温父子俩的信送去,然后相机行事,或正面劝降,或暗中策动叛变,如果大功告成,将来的赏赐绝对是现在的千百倍。由于宣抚使亲自打了包票,又有赵良嗣在一旁极力怂恿,撺掇得张、赵两个又惊又喜,心痒难挠,恨不得立刻飞过境去,把这件天大的功劳用两副翅膀掮回来。

宣抚司给耶律淳的劝谕书是一篇官样文章,童贯还郑重其事地把行军参谋刘鞈找来,执笔起稿,内容无非是分析当前辽危亡的局势,夸耀大宋的兵威,保证耶律淳归附以后,子子孙孙,永保富贵。最后童贯还特别关照要提醒一句,说“贯与国王幸有一面之缘,不敢不以诚告,唯国王审思而熟计之,勿为庸人所误”。

童贯与耶律淳确有一面之缘,那是在十年前,他去辽廷贺圣寿时,在朝会和国宴席上,与耶律淳碰过头,相见恐怕还不止两次。但辽的宗室贵族太多,什么耶律黑、耶律白、耶律长、耶律短的,多得叫童贯实在记不清楚。对于这位位尊地亲、贵为皇叔、爵为国王的耶律淳,他也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记得别人告诉他耶律淳的妻子萧普贤女是辽廷第一号美人。在权门豪族所喜欢的一切玩意儿中间,美人是童贯唯一不感兴趣的,使他印象较深的倒是“第一号”的排列。耶律淳既然拥有号称“第一号”美人的艳妻,想必是个会享福的亲贵。后来听“归朝人”传说,耶律淳即位后不久,即因病废在床,目前一应军国大事,统由这个萧后裁处。皇后必定姓萧,皇帝不能亲政时由太后或皇后摄行,这两条都是辽的传统,童贯知道得很清楚。但除此以外,他对于耶律淳和萧后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他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徒拥虚名的年迈的皇帝和一个想象起来皇帝他年轻、能干得多的皇后而已。其实不仅是帝后,对于辽的主要将帅,他也是十分模糊的。赵良嗣多次为他提供资料,但是能够进入到他的高贵的、不大愿意在具体事物上多花心思的头脑中,只剩得一个脾气暴躁、行动鲁莽的脓包货、四军大王萧干和一个虽然号称智勇双全,但处处受制于人、无能为力的前军统领耶律大石。善于把复杂的、具体的事物转化为简单的抽象的概念,这是一个朝廷大员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员的必要条件。

可是现在的情况改变了。实行了这条计策,使他向实际靠拢一步,这封由他亲笔署名的书函将成为一片香饵,把皇帝、皇后两条大鱼钓来。他跟他俩的距离缩短了。他忽然意识到他俩都是实际存在,而不是抽象的人物。在他的意识中甚至产生了更加具体的形象:这个皇帝一定是个须发雪白、矮矮胖胖的老人(这个得之于回忆和想象),这个皇后一定是个纤秾合度、仪态万方的女人(这个全凭想象)。他们之实际存在,对于他不仅是非常必要,而且也变得十分可亲。因为他们将为他提供一笔简直无法估计的巨大利益。一个大员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只有与他的切身利害关系联系到一块儿时,才能产生现实概念。这种联系越密切,概念也就更加具体。

但是谕降书能不能发生作用,还得看看张、赵两个能不能搭上李处温的关系。看来,赵良嗣给李处温的信是更加重要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顷年沥酒北极庙中,以归朝灭虏为誓,倏忽十年,未即如愿。今幸朝廷遣大臣领兵百万,将临于近境。足下速集义士,开门迎降。如能执拘虏酋,可以变祸为福。虏中五京,已陷其四矣!如能完我全燕人以归朝廷,则是足下阴德,与时无穷,可以坐享富贵矣!勉旃,勉旃!人回希示复。

这封信感之以情,歆之以利,怵之以威,李处温读了岂能无动于衷?李处温那厮身为首相,耶律淳夫妇的命运早已握在他的掌中,他一动手,还怕不能成功?看来,二百多年来棘手难办的辽局,就要收功于俄顷之间了。

两封八行书,胜于十万兵,这就是童贯在军事会议中那么踌躇满志地宣称可以不战而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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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会议后的第二天,东路军统领杨可世亲自率领由泾原、秦凤两路军的精锐混合编制的先锋部队,开拔到白沟前线。

杨可世虽然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宣抚使不准过河挑衅的决定,但还是努力想要做一个服从上级命令的模范统将,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执行上级命令,他都要求自己的部队远远超过兄弟部队,特别是辛兴宗统率的西路军。他通过各级军官,认真地向全军传达了宣抚使的命令。等部队在前线站住脚,找到了居住点和存放军需物资的临时仓库,他自己的东路军指挥部也在河南十多里地的南塘洼成立。一切就绪以后,他就机敏地行动起来,执行朝廷的招降措施。

他选择了沿河岸醒目突出之处,竖立起几杆宣抚司发下来的黄帛大旗,旗上写有“吊民伐罪,有征无战,严禁过河,擅自启衅”十六个大字,向辽军表示我军决不动手的诚意。

然后他派出一些小分队,每队不超过二十人,在河岸附近寻找一些有掩蔽的据点,或者临时用木材、草席、竹片搭制起窝铺,架起弩机,把宣抚司发来的招降黄榜和一种特制的红边白心旗(旗上写有“吊民伐罪,有征无战,持旗榜来降者,优予赏赐”等字样),成捆地缚在摘去矢镞的大箭杆上,用弩机发射到对岸辽军阵地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