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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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间断过从辽统治地区逃回来的广大汉族人民，即使在两个朝廷维持着一般和平关系的时期也是如此。这才是真正不愿在异族统治下过奴隶生活的老百姓。自从前线存在着交锋状态以来，辽加强了边防力量，加紧了边境的巡逻盘查，但是利用黑夜、浓雾、他们熟悉的地理环境和辽军防范偶然疏忽的机会，潜行南渡，甚至利用一点武装力量，乘间杀死几个辽的边防巡哨、强行渡河的汉儿们却是更加频繁了。

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才带着宋军发射过去的旗榜。旗榜虽然号召他们南归，他们能看到它的机会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旗榜都被契丹军队没收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辗转听到有关旗榜的传说，在辽军中，这件事被封锁起来，严禁彼此谈论。但是在十万大军中，要对这样每天大量公开进行的事实做到绝对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是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消息，甚至把实物外传。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人们回不回来，与旗榜无关。除非是形格势禁，严格的条件限制了他们，否则他们总是要南归的，一有机会就逃回来，好像河堤决了口，水必须外流一样。

一个深夜里，有一大批汉儿，分成几处渡河，然后集结在一块儿，没等到天亮，就奔赴宋军来了。这批人中间，男女老幼都有，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他们丢了所有的土地、房屋、家具、农具，除了随身衣服和可以携带的一点细软以外，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统统丧失了。他们还不知道今夜可以宿在哪儿，有什么可以吃的，但是他们有着回到自己家乡、回到亲人身边来的坚定信心。他们一碰到宋军，就热情地、兴奋地、迫不及待地跟亲人们讲起他们的冒险史来。经历过艰险困难的人，一旦回到亲人身边来总是这样说话，这样把一口口的苦水吐出来的。他们争着、抢着，好不容易才说清楚他们怎样昼伏夜行，绕过好几道巡防线，躲过几起巡哨队才得偷渡过河。有人到了这个已经算是安全的地方，才想起父母妻儿还留在那边不得同来；有人则因为一起出来的亲戚们在半途中失散了，他们如果始终到不了这儿，又回不到那边，很可能是被巡防的辽军截杀了，因而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场已经隐忍克制了好几天才突然爆发的恸哭，使人感到特别悲伤。

正在最前线驻屯巡防的裨将杨可胜延接了这批客人，初步为他们安排了食宿，就沉思起来。杨可胜是杨可世的弟弟，却不像老兄那样的暴躁脾气，碰到事情都要用脑筋想一想，军队里给了他一个绰号，叫作“杨三思”，他可以当之无愧。

两军相持，忽然从敌方来了一大批人，首先就要警惕起来，从坏的一方面来考虑，这里有没有敌方的阴谋诡计，是不是派了一批奸细混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他认真地考察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他们全都是亲戚，分析了他们那虽然混乱，却可以贯串起来的叙述。排除了一切疑点以后，才肯定他们确是一批心怀汉家、冒险南归的老百姓。这批人人数多，影响大，不同于往常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这值得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向上级汇报。

杨可胜谨慎的考虑和妥当的安排受到统帅部和宣抚使本人的嘉奖。

从这以后，渡河南归的汉儿日益增多，有时，一次可以多达一二百人。他们很快发现并非所有的宋军阵地都是他们的“乐土”，驻屯在范村一带的胜捷军就常会非礼、虐待他们，甚至夺走他们仅有的包裹和衣服，更加谈不上为他们妥筹食宿之计了。即便如此，也不能够阻止他们源源不绝地从彼岸渡河归来。因为在这里即使受到非礼的待遇，他们多少还存在着希望和幻想；在那边，他们从太祖以来就累积了一百多年的经验，早已连希望和幻想的可能性都连根拔去了。

老百姓“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局面开始形成了。宣抚司的僚属们当然要把它归功于宣相的招抚政策。僚属们使用一套精选的辞令称颂宣相的功勋道：“旗榜朝发，遗民夕归，如响斯应。宣相料事如神，算无遗策，岂碌碌诸子所能蠡测？”

“区区几个老百姓逃回来，济得甚事！”童贯抑制了内心的喜悦，故作谦逊的姿态说，“要待那耶律淳夫妻派人赍着降表，纳土献降，尽复燕云之地，这才算是大功告成哩！诸君称扬太过，未免有点井蛙之见了。”

于是他一面传令嘉奖前线接纳遗民有功的将士，一面又重申不得过河挑衅、恪遵本司指挥的禁令。

大功告成，即在眼前，只要张宝、赵忠回来，降表即可接踵而至，这似乎只是近在一旬半月之间的事情。

人心的向背，总是关系到战局的成败，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种师道对这两句老话是明白的，他很重视这个事实。但他综合了前线的报告，来的都是汉儿，并未发现辽的军队有望风投拜的迹象。种师道是军人，眼睛里第一位看重的是军队，军队不动，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恶战，他不可能持有像童贯那种乐观的看法。

一向主张用兵谨慎的种师道，这时统筹了战争全局，越来越不相信可以“不战而胜”的庙算。

虽然军事史上有的是大兵压境、等候敌人自行溃乱的前例，但同样也存在由于旷日持久，松懈了自己的军心士气，给敌方争取到时间，巩固了战略地位，实行反击的反面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虽然可以被两方面所援引，但是一切带有成见的人，总是只记得、只肯援用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一个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种师道心里反反复复地想到的是桓温的灞上之役。那时东晋大军已经进入关中，直迫前秦的心膂之地。桓温驻兵灞上，按兵不动，目的是希望前秦人心浮动，不战而溃，不料结果适得其反。苻秦由于在军事上尚未受到大创，一有机会，就组织反攻，大败晋军，迫使桓温逃回南方。这个教训是沉重的，与当前的形势十分相符，值得他们深思。

此外种师道还考虑到宋、金夹攻残辽，犹如一场逐鹿，必须跑在前面，才能获得先鞭。我军按兵不动，如果金军在北线突然发动攻势，尽得塞北之地，威胁燕京，那时我军就要处于被动的地位了。

既然势难避免一场决战，他主张应该趁此老百姓纷纷来归的大好形势，挥师渡河挑战，对辽军施加压力，或一战歼之，或多方扰之，才是取胜之道。远道而来的客军，利于急战，这是军事的常识。他认为宣抚司现在正好做了一个违反常识的“守株待兔”的笨伯。这个笨伯还要把错误坚持下去，他是非常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