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八章 离经叛道（一）（第2/2页）

但是若是说儒家学说“冤枉”其倒也不冤。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因为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历代儒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儒家的发扬光大，同样也是儒家的变态，是儒家的“离经叛道”，在董仲舒时期，儒家已经掺杂了“法家”以及阴阳五行等学学，可以说那时的儒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披着儒家之皮的“法家”，秦国的，准确的来说是法家核心的“愚民”，开始于影响儒家。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在随后的数千年间，中国的君主开始选择性地强调儒家中的纲常等级观念，已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

而儒学本身非但没有愚民政策，相反，其站在普通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学说讲究“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讲究的是“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很多论述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统治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是在看待个体犯罪问题时，也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儒家在诸学说中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统治者的立场上出谋划策，甚至包括号称“无为”的老庄之学亦是如此。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老庄的这些观念当时并非主流之说，诸子百家亦以其为‘谬论’，加之也没有实际来证明这一理论的可靠性，是以‘愚民’之说也就沉寂了下去。直到战国时期，天下兼并日烈，为了灭人国而保本国不被灭，诸子百家都开始摸索各种各样治国之道，于是很多原来被视为‘谬论’的歪门邪道也有了市场。”

讲述着“愚民”之说根源的朱宜锋，想到“歪门邪道”变成了正道时，不禁将视投向远方，然后感叹道。

“可谁知，一个人却让这‘歪门邪道’变成了所谓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