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九章 离经叛道（二）

“谬论！”

“歪门邪道！”

诸如此类的断语传入使得郭嵩焘长松了一口气，他立即明白自己先前之说，至少在汉王的耳中并不是“离经叛道”之言。汉王的感叹传入他的耳中，只让他不由只觉一阵诧异。

“一个人？”

“没错！”

点点头，朱宜锋继续向前走着。

“当时的‘歪门邪说’实在是数不胜数，但也就是商鞅这位所谓的法家奇才将‘愚民之策’变成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之策，将西陲弱国秦国一下子打造成为了强国，而秦国也正是凭以商鞅的‘愚民之策’，横扫六国，一统中国，从那时起，任何学说在实际取得成功的法家学说面前都黯然失色！”

同样熟读史书的郭嵩焘听汉王提及商鞅，提及秦国时，只是低头不语的跟在汉王半步之后，而谈性正浓的朱宜锋则继续说道。

“商鞅为何要愚民呢？”

在反问之后，朱宜锋又自问自答道。

“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就给了答案。‘民愚则易治也’，因为‘愚民’这个政治学的目的看起来很简单老百姓愚蠢了，也就容易治理了，如《商君书》中所言‘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而如何制民呢？”

“必先弱民！民弱方才易制！”

郭嵩焘毫不迟疑地答道。

“所以《商君书》才‘弱民’之篇，‘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总之，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弱民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愚民了。而如何‘愚民’呢？”

说到这，朱宜锋不禁想到那个在一个半世纪后，因为一部“伪纪录科教片”而被无数国人为之激动、自豪、狂热的“大秦帝国”，又有多少人知道，正是他们中口的那个“伟大”的“大秦帝国”开启了“愚民”源头呢？

“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百姓的学识就会增长。百姓学识的增长，则不会去攻打敌国，就产生奸邪。所以其才会在《商君书》中言称‘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以统一百姓的思想，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所谓的‘《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如此，才能去以学识，统一思想，除此之外，还要禁止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听从国家的安排和规划。正所谓‘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

唇角轻扬着道出这番话来，朱宜锋的脸上露出嘲弄之色，这就是中国古代“农本主义”的根源，其根源不是“以农为本”而是“愚农不知”。

“可怎么样让老百姓变成愚民呢？仅仅不让老百姓不受教育还不够，还得锢民。自然也就有了其书中所言‘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他们就会愚昧无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实实种地。这正是中国统治者的“愚民”的不二法宝。

“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迁徙还不够，还要将老百姓变成贫民，正所谓的‘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民富而不用’，所以必须通过限制商业，使百姓保持贫穷，以避免其因富而纵不易役使。‘重农抑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持‘农本’，而是为了弱民，为了制民。可是这么干，百姓并不乐意，食色性也，百姓并不甘于贫困，毕竟人都向往好日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如何维持统治？”

摇头冷笑着，朱宜锋又一次引用《商君书》中的话。

“所以才有了‘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有了‘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可如此民众自然会反抗，这也就是有了秦国的重刑，‘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秦国之强，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焘适时的补充一句，而朱宜锋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

“所以，后世的统治者，才会吸取秦国的教训，但在吸取其教训时，却又念念不忘秦国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董仲舒适时的出现了！”

提及董仲舒的时候，朱宜锋的眉头微微一挑。而郭嵩焘同样也因为汉王的话锋转换，而惊愕的看着他，似乎不明白汉王为何会提及董仲舒。

“就学说上来说，与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为核心不同，儒家学说的根本是‘以民为本’，最为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时，朱宜锋不禁流露出些许笑容。

“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是孟子给齐宣王下套，齐宣王的一弃、一已，一个断交、一个撤职，可换成国家的时候，他就左顾言它了，儒家站在民众立场上，国君不能治好国家，也得负责下台，并没有愚民来维护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含义。那个时候的儒家创立者，不是阿附权贵之徒，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不会为了政治利益去出卖人格，为国君出谋划策。无论是孔子也罢，孟子也好，其学说中尽是‘养民’和‘教民’。‘教民’则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却变了味！”

此时，两人走的非常慢，而郭嵩焘更是不时的皱着眉头，今天汉王的每一句话，在他震惊之余，更是发人心省。

“秦国的二世而亡，固然令人警醒，可汉随秦制，其实只是将‘愚民’之道加掩饰罢了，汉宣帝为了教育”仁柔好儒“的太子，说了”霸王道杂之“的明言。而后来董仲舒为讨汉武之欢喜，篡改儒学之本，由此也就有了‘儒表法里’之说，就是以儒家构建社会纲常、忠君等思想以及秩序。以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建立基础并增进认同，而法律、行政等政治实践，则延续秦律中的法家之学，也就是”汉承秦制“而法家思想中对‘愚民’有着丰富而充分的论断，‘民弱而国强’是其核心思想。表面上历代王朝说的是儒家仁义，可是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使用的霸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