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3/5页）

在聘请幕友时，曾国藩尽心竭力，到处搜求才智之士。

曾氏将才能之士分类开列，用写信、造访、训示等手段激励之。他复兴内政的秘方是广收、慎用、勤教、严绳。第一步是广泛接触，第二步是记下各人的优缺点及其才能类型——曾的判断是锐敏而实际的。尽管他认为一切才能归根结底均奠基于道德培育之上，他还是承认才具各有不同，需时时致力于发挥各人特殊潜能而善用之。[29]

曾国藩幕府中的许多幕僚之得以入幕，或是基于私人友情，如郭嵩焘；或是曾国藩家庭成员，如他的兄弟国荃和国葆；另有一些人是朋友所荐或并入湘军的团练首领，如彭玉麟、唐训方和刘蓉；还有一些人则是奏调而来的在职官吏。曾国藩早在1854年就开始用奏调的方式罗致幕友，是年他奏调几名“候补”官吏入幕帮办军事。[30]这一方式一直延续到1869年，是年，作为新任直隶总督[31]，他开列了一个八人的名单将其奏调入幕，这八个人是道台钱鼎铭和钱鼐，知府李兴锐，知州游智开和赵烈文，知县方宗诚和金吴澜，员外郎陈兰彬。[32]虽然按照惯例，幕友被任命为官后要离开幕府，但在某些情况下，当其某一重要幕友被吏部委任为某一官职时，曾国藩便奏请挽留，周开锡就是一例，1861年周氏被任为知州，但被曾国藩奏留在湖北。[33]

左宗棠早期的经历是一个绝妙的例子，表明了时势是如何引导一个人加入曾国藩幕府的，表明了朋友在帮助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是何等重要。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1832年中举人，但在会试（metropolitan examination）中名落孙山，1838年第三次落第后遂绝意此途。1837年在湖南醴陵设馆授徒时，与两江总督（辖江苏、江西和安徽）陶澍相识。陶澍1839年临死之前，延左宗棠作他儿子的老师，此子陶桄日后成了左宗棠的女婿。从1840年到1848年，左宗棠在湖南安化执教陶家。陶澍的一个女儿嫁于胡林翼，而左、胡同龄，相遇并相知。1852年，由胡林翼推荐，左宗棠被聘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全权负责军事事务。1853年张亮基迁转后，左宗棠休致返里。然而次年，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璋与曾国藩晤谈了一次，结果便是邀请左宗棠入幕作首席军事参谋。左宗棠在骆幕供职五年，但是由于他在幕府中位高权重，加之率直、自信，招致了同僚的嫉妒，1859年，他们以贪污腐败、桀骜不驯为罪名弹劾左宗棠。然而由于胡林翼为他辩护，弹劾未果。胡林翼从不错过任何一个荐举左宗棠的机会，经常想利用自己的影响使曾国藩给左宗棠一个征战沙场的职务，但是曾国藩对任用左宗棠一事并不热心。此二人个性相差如此悬殊，致使曾国藩断定他们两人会龃龉磨擦，因而拒绝邀请左宗棠入其幕府。最后，1860年，左宗棠决定再参加一次会试并已束行就道，胡林翼的一封信使他中止了行程。胡林翼告诉左宗棠，他已被邀入曾国藩幕府，应径赴安徽曾国藩大营。胡林翼的恳求、时势的艰难、对才干之士的需求终于克服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偏见，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左宗棠开始迅速崛起、成就功名。[34]

曾国藩幕友的才干都是上乘的，这反映了幕主的品性。曾国藩手下绝大多数军事将领在成为将领之前是书生，他们没有行伍习气，治军以“仁”以“礼”，视下级军官如兄弟。[35]曾国藩本人就是一个死硬的儒学信徒，作风严谨，律人甚严，但却是用一种严父般的严。谈到部下，曾国藩曾说：“自问衰年气弱，但恐失之过宽，断无失之过严，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36]

募“勇”方面，曾国藩只用村夫，特别是山区农村的农民。每名被录取者都必须在村里登录在册，其家庭情况则记录在营。为了保证军营纪律，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吸食鸦片和赌博被严格禁止，污辱妇女被视为首恶。[37]曾国藩还强调有必要训练士兵正确使用武器，因为他认为绿营打败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绿营兵没有接受过适当的训练：

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未闻（我军，指绿营）有与之（指太平军）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而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38]

1860年后，曾国藩得到了赫赫权位，但他不是用其服务于个人目的，不是用其削弱中央权力，而是一仍其旧，遵循支持帝国政府的政策。曾国藩真正支持的是儒家伦常，正因为清统治者是依靠儒家伦常进行统治的，故而得到了他的支持。太平天国不信孔孟而信奉被歪曲了的基督教，因此，对曾国藩而言，他们是可恨可咒的。与削弱中央政权相反，曾国藩致力于将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传统的理想的平衡状态，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的中介人，通过他，士绅得以使自己对儒家传统保护者的中央政府的支持产生效用；反之，还是通过他，中央政府使自己在地方上站稳脚跟。[39]曾国藩并不是独自一人为维护儒家秩序而孤军奋战，他只是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中的佼佼者，他的军队和他的幕府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些人认为，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以及后来抵抗西方人的政策是团结一致捍卫孔孟之道的最佳方式。[40]

尽管曾国藩维护儒家秩序，支持现行制度，但他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官僚政治体制的庸劣无能。他常常告诫僚属们要在地方上、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筹划解决问题的方法。曾国藩甫任两江总督，便致函江西巡抚毓科云：“银饷应奏应题者，须倍加慎重，以少奏为是。或挈列敞敝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发。”[41]又例如，有一次左宗棠想奏调驻江西蒋益澧军赴安徽以助曾国藩，曾国藩乃致书左宗棠，谓：

芗泉（蒋益澧）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刘长佑）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嫌隙，可为鉴也。[42]

此信的结果是左宗棠听从了他的劝告，以密友的口吻函商刘长佑，蒋益澧及其军队得以被放行。此前，曾国藩曾通过官方渠道想迫使刘氏这样做，但没能成功。[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