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5页）

曾国藩对个人亲自招募一事坚定不移。他坚持，一旦某一统领因故改换，必须尽散其军，由新统领重新招募。他认为，为了保证“勇”听从新统领指挥作战，这是必需的。后来发生的几件事证明曾国藩是正确的。有几次，原统领调换后营勇没有遣散重募，结果，粗心大意的新统领丧了命，因为他的部队不为他作战，而是一见太平军便四散溃逃。[15]

湘军内部官兵之间的这种个人效忠由于“勇”得到粮饷供应的方式而更为加强了。因为湘军不是国家经制军队，因而其粮饷不能通过官僚体制的常规渠道供应。起初他们被迫依赖地方士绅的捐献，朝廷也曾下令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协助曾国藩筹集饷银。后来，湘军离开湖南赴外省作战时，户部虽曾保证予以支持，但并未能履约。[16]大部分粮饷要靠各将官自行解决，于是“就地筹饷”的办法普及开来。[17]每一将官都将当地饷源视为己有。他们控制厘卡，征收鸦片生产税和运输税，并向地方劝捐。[18]在最高层，1858年曾国藩征得户部同意，在湖口设立了粮台，负责收发粮饷；并得到允许，出卖从六品到九品荣誉官衔来赚取大量捐纳；1860年，又在江苏全境遍设厘卡。[19]曾国藩的密友和坚决支持者、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建立湖北总粮台，将其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帮助曾国藩，该省全部赋税均由该粮台征收，所有支出也归其分配，中央任命的布政使被闲置一旁，对粮台的措置不能过问。[20]尽管有上述种种措施，湘军还是常常由于缺粮短粮而陷于困境，这就限制了它的发展。然而，“勇”们十分清楚他们的长官为给他们筹集粮饷付出的努力，因此，他们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与其同甘苦共患难的各自的长官。

曾国藩私军的创立复活了幕府制度的军事性质。从这时起直到清末，这种私军一直是幕府制度的组成部分，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幕府成员的主要标准之一也便是其军事才能。

清代私军的兴起与元代以前私军形成的原因基本相同，即：中央政府或无力、或不愿意为适应新的形势而出钱出人，它也无力克服中国人向家庭和朋友而不是向中央政权寻求保护的需要。曾国藩虽已被畀以兴办团练抵抗太平军的任务，但并未被授予必要的工具。因此，为了执行皇帝的命令，他不得不依靠朋友。

曾国藩在1853年至1860年间的职位不明朗，殊不合于正规的地方等级制度，因此，他的幕府便不得不朝着清代前所未有的模式发展。1852年他离京出任江西主考官时，同时兼任着礼部左侍郎、署刑部左侍郎和署吏部左侍郎。[21]他的宦海生涯始于1838年中进士选翰林之时，从那时起，他在京中先后担任过多种职务，结交了众多的朋友，建起了一个关系网。然而，1852年在江西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而回籍丁忧后，他便成了“丁忧侍郎”[22]，这样，他除了虚衔外，没有了权力和俸禄，也不再担当公事。尽管此后不久他便受命协助湖南巡抚兴办团练、搜查土匪，其职位仍未明确，因为他并未被授以地方官职，严格地说，他仍在丁忧之中，先为其母后为其父，共占了此后七年时间的三年半。[23]1854年，他被任命署理湖北巡抚，但他以首要任务是率军剿匪、应全力以赴而为之为理由恳请皇帝收回成命。他的请求得到批准，但又被授予兵部右侍郎衔。[24]从1853年到1860年的七年中，他一直挂着兵部右侍郎这个衔。他供职于地方，但官衔却是属于京官的。更为糟糕的是，这一时期曾国藩的五个关防中没有一个表明他有确定的权力，没有一个能使地方官吏敬重他的使命、服从他的指挥。1853年他的第一个关防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以下关防依次为：“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1854），“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1855），“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1855）和“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1858）。[25]由于职权不明确，地方官吏们公开蔑视他，正规军将领们抵制他的军队，协助筹集湘军粮饷的文官们也绝少给予他热心的支持。地方赋税收入全都要流经地方正规官员之手，曾国藩所能做的只是站在一旁乞讨。[26]职权不清也使他不可能通过正规的政府渠道任用文职官吏来管理其军队从太平军手中收复的地区。

尽管挂“侍郎”衔使曾国藩在养兵方面遇到了不少麻烦，却也使他在与湖南士绅的关系方面得益良多。因为他当时丁忧，不是地方正规官员，因而湖南士绅将他视为自己人。曾国藩出身贫苦农家（原文如此——译者），但却已在北京享有一定声誉，证明他有超乎常人的智力和品质，而且他还年轻，有光明的前程。由于这些原因，曾国藩受到湖南士绅的欢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依靠他们扩充军队，筹集粮饷，组织幕府。[27]也正是由于朋友们的支持，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成功地消灭太平军所需要的权力。

1860年，通过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璋的努力及其京中朋友在皇帝面前的大事揄扬，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全权负责剿平太平军事宜，其中包括征集饷银的权力。[28]在此之前，曾国藩曾不得不依靠他的幕友办事，现在他有了明确的、有权有势的职位，这和幕友们的聪明才智相结合，使曾国藩有可能成为19世纪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还培育出一批人，这批人在他1872年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清王朝的主要依靠力量。

权力及其孪生物财富是支撑幕府制度的两大支柱，否则这个制度便不能生存。曾国藩即使在1860年以前权限不明，收入不固定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并依靠其幕府，在这一点上他是超群绝伦的，他高尚的品质和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使他在军旅生涯的前七年中有可能得到具有同样奉献精神的人们的支持，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没有过任何军事方面的经历，然而他却着手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而且这支军队最终还成了清朝的主要依靠力量并镇压了太平军。为达此目的，曾国藩信守儒家学说，即重要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政府制度。他置身于一群有能力的参谋人员中间，倾听他们的建议，力图发挥他们的潜在智慧以适应他的需要。尽管他主要依靠湖南人，特别是在军队中，但在有关军政、民政和征集粮饷诸方面，他广泛征求各有关人士的意见。1865年加入曾国藩幕府的薛福成留下了一份1853—1872年间曾国藩幕府最主要成员的名单，共84人，其中湖南19人，江苏16人，安徽14人，浙江11人，湖北、四川各6人，江西、广东各4人，贵州2人，汉军1人，另有一个籍贯不明。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不甚重要的幕友未被记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