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倚（第4/12页）

两军会合后，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列宁论联邦》，批评张国焘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凯丰与张国焘同是江西萍乡同乡，不同的是他资格甚浅。大革命失败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底回国才转为中共党员。这是一个脾气性格都很冲动的人。遵义会议上坚决不承认错误，遵义会议后鼓动博古不要交权。但他又很年轻，当时刚刚29岁。斗争起来热情极高，缺乏策略。《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从时机看不好，从效果看更不好。张国焘以此为口实，一下子就挑起了四方面军干部与中央的对立情绪。

张国焘讲话很注意时机，很注意效果，很注意他的听众。在这方面他有基础，更有经验。

他在北大上学时就担任讲演部部长。五四运动中一次街头演讲，听众一百多人，张国焘和同学喊得声嘶力竭、满头大汗。有位老牧师站在一旁一直耐心地听到最后，约他们去其住处传授演讲技术。他单刀直入地告诉这些疲惫不堪的学生，他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大众的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连在一起，因此卖力不小，听众却不一定完全领悟。

老牧师的话不顺耳，却耐听，令人长久回想。此前张国焘耳边一直是鼓掌声和欢呼声。就是这位老牧师使张国焘第一次明白，演讲不仅要靠激情，还要靠技巧。他深深记住了老牧师讲过的话，受益匪浅。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所谓的“留苏帮”。

凯丰以《列宁论联邦》来反驳张国焘，大段引用革命导师冗长难懂的话语。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他们孤立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用莫斯科学到的理论与张国焘斗争，从张闻天、博古到凯丰，便都显得太幼嫩。

敢于把自己归于“老土”一类，张国焘是颇有几分手腕与自信的。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前是否晃动过那个老牧师的身影？

能压住他这一套的，只有毛泽东。

党内任职资格无法与张国焘相比的毛泽东，在工农武装割据、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党内也无可匹敌。张国焘1931年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在中央苏区四年多的辗转斗争中成熟了。

但毛泽东此时正在后退。

自7月6日李富春转报张国焘“充实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后，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同日张国焘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张顾左右而言他”。

情况越来越紧急。

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儿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还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很少表态，分外谨慎。当时在中央队担任秘书长的刘英，1986年这样回忆那段非常时期：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儿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周恩来再一次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说不做人事调整便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首先提出北上陕甘战略方针的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代表中央提出人事安排意见：

“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

让步是很大的。遵义会议后、鲁班场战斗前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毛、周、王三人团至此终结。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他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中央委员会还要增加新人。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他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他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继续会发生作用。

对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二、毛泽东的三个9月9

两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的时候，红军总兵力达十余万，士气高昂。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可随时向东向北出动。而敌人主力，薛岳部尚在川西，北面的胡宗南也尚未完成全部集结。川军屡遭损失，也士气低落。

面对这种局面，《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发表社论，称这次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

谁能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呢？

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王明在莫斯科为中共代表团草拟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法肯豪森在南京为蒋介石草拟抵抗日本的《应付时局对策》。和外界失去一切联系的工农红军，仍然在以相当一部分精力清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