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倚（第2/12页）

 

这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情真意切的首次会面。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会见，还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会见。

 

为两军会合，毛泽东亲自为一军团定了三条标语：

 

一、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二、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三、欢迎张主席！

 

毛主席欢迎张主席，张主席也给毛主席发来热情洋溢的电报：“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到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毛泽东、张国焘，都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都在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里名列前列。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两人都敢于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都是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

 

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赶到三里路外的欢迎会场远迎。张国焘回忆说：“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

 

有回忆说那天还下着雨。那么毛泽东和政治局诸委员就都是立在雨中等候了。

 

迎候在四方面军中享有最高权威的张主席。

 

这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远，去欢迎党内另一位领导人物。

 

张国焘好不风光。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坐担架的习惯不同，他骑着一匹白色高头大马，在十余名骑兵卫士的簇拥下，由远而近疾驰而来。

 

见政治局全体站在路边肃立迎候，他立即下马，跑上前去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他回忆说。

 

他还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

 

他与毛泽东早就相识。

 

1918年8月，毛泽东首次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基本是个临时工的角色。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副主席的张国焘。”

 

这种相遇并不是平等的。毛泽东当时正在争取旁听生的地位，而张国焘不但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激进同学的聚集中心。

 

这种时候，毛泽东却在下班的图书馆内打扫房间、整理书架，归拢报纸期刊。

 

毛泽东对每一位在登记本上签名的读者都仔细辨认过。那些来去匆匆的读者，却几乎无一人在脑海中留下这个管期刊的临时工的姓名和面容。

 

他后来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张国焘也是无时间与这个期刊管理员交谈的人之一。他对毛泽东最早的记忆不是来自身边的北大图书馆，而是来自后来长沙那份全国出名的《湘江评论》。

 

这份刊物是毛泽东从北京回去后主编的，在南方影响很大。政治上极其敏锐的张国焘虽然立即感觉到了几千里外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所显示的能量，却错过了在北大与毛泽东的会面与交谈。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张国焘同样具有很大优势。“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他回忆说“我被推为会议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等等。4个“我”字，把他在中共一大上的风头写得神气十足。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会议记录。他原来就在北大图书馆一个一个记下读者姓名。现在又一个一个记下每人的发言。

 

张国焘在那里指手画脚。

 

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下设北方、湖南、武汉、广东、山东共五个分部。毛泽东在湖南分部当主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张国焘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他是中共中央局三成员之一。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他因为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失去中执委资格。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他又再当选为中执委，并成为中央局五人成员之一。

 

1927年5月中共五大，他当选为政治局七委员、政治局常委三委员之一。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他当选政治局七委员之一。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他是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他是政治局十二位委员之一。

 

如此比较，毛泽东就差多了。他仅仅在张国焘失去中执委资格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执委。这段时间也很短。一年半以后召开中共四大，张国焘复又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则落选，失去中执委资格。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后，张国焘与陈独秀、蔡和森成为政治局三名常委，毛泽东仅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1956年9月1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顾说：

 

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我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