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烈火真金(第3/9页)

 

根据这个指示,宁都起义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长征前夕被秘密处决。

 

这方面最矛盾最典型的人物是项英。

 

项英是最先在苏区反对肃反扩大化的人。1931年初他刚到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就反对对富田事变的处理。

 

对富田事变,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很肯定地说:“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4400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5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项英却持不同看法。1931年1月16日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他以中央局第二号通告下发《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虽然不得不讲“打AB团取消派是十二分的正确”,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只在“客观上”是反党的反革命行动。它批评了反AB团之错误所在:“第一,是非群众的路线”;“第二,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

 

今天的党史工作者说,这是第一个对富田事变说了公道话的文件。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讲,确需有面对复杂形势的清醒冷静头脑和相当的勇气。当时不论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的报告、答辩信,还是苏区中央局的决议、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曾山的宣言,以及陈正人等的信,都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罪恶滔天”、“破坏阶级决战”的“反革命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当时是一律视为“AB团”、“取消派”、“改组派”的。

 

就因为项英对总前委抓AB团、处理富田事变的批评和抵制,从1931年1月中央局成立到4月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这三个多月里,赣西南的肃反扩大化得到抑制。这是项英一个重要的历史功绩。他为此受到中央代表团严厉批评,宣布“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被解除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

 

这样一位对肃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红军长征以后也失去了清醒,大刀阔斧地搞起肃反扩大化来。项英说,地主、富农、反革命,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宁都起义的一部分五军团干部,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分局机关和各单位工作。项英觉得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不保险。他对登贤县委书记陈梦松和县苏维埃主席钟家瑶说:“这些人靠不住,要解决他们。”

 

怎么解决呢?钟家瑶后来回忆说:

 

“项英紧接着就以开会为名,派通信员将五军团的十几人,一个一个地通知他们前来开会。他们来了以后,随同前来的通信员则被留在楼下。五军团的人上楼后,项英就说他们犯了错误,随后不由分说便将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当晚就把他们杀掉了。”

 

第二天,部分被杀害人的家属来询问亲人下落,回答是调其他地方工作了。

 

面对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但越是非常时期,不是越需要分清敌友吗?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还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准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两段话都非常深刻。都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被不同的人们反复引用。造反时,多引用前者,平反时,又多强调后者。一个个历史轮回中,反复发现冤屈了那么多本不该冤屈的好人。

 

毫不留情地解决“靠不住”分子的项英,其革命坚定性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能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但要总结出这些血的经验教训、真正准确判断出谁“靠得住”谁“靠不住”,项英已经没有时间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他本已突围脱险,却在睡梦中死于叛徒的子弹。

 

打死他的贴身警卫刘厚总,恰恰是他认为最靠得住的人。

 

这是项英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肃反手段与方式的悲剧。

 

二、残兵·火种

 

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后,中央苏区周围最大的部队,便是红十军团。

 

1934年10月,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寻淮洲红七军团到达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的红十军汇合。11月上旬,中革军委发来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辖三个师,原七军团部队编为十九师,原红十军部队编为二十、二十一师,全军团共一万余人。

 

这支相当可观的力量,从1934年11月中旬到1935年1月底,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朱德后来心痛地概括成八个字:不编不散,一编就散。

 

军团编成后,首战谭家桥。

 

当时的考虑是,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之敌补充第一旅显得孤立突出。敌人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红十军团是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但地形却十分有利。乌泥关至谭家桥两侧皆是山地及森林,地形险要,利于隐蔽埋伏。当时红军的弹药等物资极感缺乏,消灭补充第一旅,不但能获得人员和物资的补充,且能打掉追敌的气焰。

 

军团长刘畴西决定在这里打一仗,大家都无异议。

 

应该说这是一场立意积极的战斗,地形选择也不错,但作战对象的选择却不是太好。补充第一旅1933年冬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旅长王耀武,山东泰安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是蒋军中一员悍将。该旅装备好,干部多是军校毕业生,训练有素;士兵以北方人为多,战斗力相当强。

 

这是一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完全不似“补充”两字给人以二流部队的感觉。

 

但刘畴西没有把王耀武放在眼里。他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王耀武还是上海马玉山糖果公司站柜台卖饼干的小伙计。刘畴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第一次东征在棉湖战斗中失去左臂,照样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去苏联,进了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

 

黄埔一期的资格,加上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历,在红军指挥员中除了左权,无人可与刘畴西相比。这一切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抑制的自信。担任红十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后,想立刻打一仗扭转局面,是他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