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烈火真金（第2/9页）

井冈山斗争时期，又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

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

龚楚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关系。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1929年12月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红七军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十九师战斗力最强，龚楚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也可想而知。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就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调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

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项英看过信后非常高兴。他不太了解龚楚，但这是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振奋。陈毅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对龚楚是非常了解的。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彭德怀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因龚楚不执行命令曾经撤了他的职。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

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害怕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

又是那位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帮忙，召集游击队员和干部在龙西石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他们发觉情况不妙时，龚楚的伏兵已经将会场包围，这位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了。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五十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在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对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所以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最恨叛徒。从“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过来的人们，深知在危难时刻叛变现象的不可避免和巨大危害。预见到这一刻的来临，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最后往往伤及自身的铁腕：肃反。

1934年5月17日，苏区《斗争》杂志第61期发表董必武的文章：《把检举运动更广大地开展起来》：“检举运动的火焰已到处燃烧起来了……这一运动尤其要与肃反工作密切联系着，经由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可以暴露埋伏在地方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和那些对反革命容忍的人。”

5天后的5月22日，张闻天为《红色中华》193期撰写社论：《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敌人愈是向我们基本苏区逼进，前线上的革命战争愈是紧张，在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也愈是积极”；“赤色恐怖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凡属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豪绅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老板、流氓，必须立即捉起，除个别最重要的分子须严究同党外，其余无须评审，无须解县，一概就地枪决”；“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和帮凶”。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董必武以宽厚著称，张闻天以冷静闻名。这些个性在斗争的非常时期，也被外界巨大的压力压迫得无踪无影。

1934年9月主力红军出发前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在直接战争的环境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工作的迅速与决断，每一临时的问题，必须最迅速地实际解决，不能有丝毫的等待”，捉到反革命便应立即“在当地解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便是张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