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礼拜六的欢歌：调整期的通俗文学（第2/10页）

1921年3月19日，停刊将近五年的《礼拜六》一声炮响，复刊了。周瘦鹃在《礼拜六旧话》中回忆说：

一百期终止以后，大家风流云散，各忙其所忙。隔了几年，钝根忽然高兴起来，又使礼拜六复活，他要和我合作。于是将体例略为变动，每期卷首选刊名人诗词一首，由慕琴就诗意词意作画，很觉新颖。每期小说杂作十余篇，相间刊登。除我自己按期精心撰择外，征得文友名作不少，钝根自己也曾做过几篇很精警的短篇小说。礼拜六前后二百期，我以为以这一初度复活时期，为最有精彩。……礼拜六一路顺风，好好儿的刊下去，口碑甚是不差……《礼拜六》两度在杂志界中出现，两度引起上海小说杂志中兴的潮流，也不可不说是杂志界的先导者……所以《礼拜六》虽死，《礼拜六》的精神不死……

是的，只要生活中还有周末，还有休息娱乐，那么《礼拜六》的精神不死是一定的。《礼拜六》的复刊，确实代表了通俗文学期刊的“中兴”。除了1920年12月有《游戏新报》创刊外，1921年创刊的著名报刊有《新声杂志》、《消闲月刊》、《游戏世界》、《东方朔》、《半月》、《礼拜花》、《小说新潮》、《滑稽新报》、《新世界日报》、《春声日报》等，1922年有《快活》、《家庭杂志》、《星期》、《良晨》、《新华》、《紫兰花片》、《星》、《红》、《心声》、《红霞》、《天韵》、《星光》（《星华》）、《长青》、《最小报》、《小说日报》等，1923年有《心潮》、《小说世界》、《星光》、《侦探世界》、《笑画》、《盍簪》、《千秋》、《东方小说》、《社会之花》、《波光》、《世界小报》、《上海繁华报》、《小说旬报》、《钟声》、《小阳秋》、《金钢钻报》、《集思》等，1924年有《红雨》、《小说夺标会》、《月亮》、《梨花杂志》、《蔷薇花》、《红玫瑰》、《显微镜报》、《海报》、《光报》、《上海夜报》……生生不息，滚滚向前。新文学虽然占据了文坛的制高点，被目为正宗，但在它周围汪洋恣肆的却仍是通俗文学的大海。

通俗文学的这一次卷土重来，心态颇为平衡、自信。它知道新文学消灭不了自己，自己也不想消灭新文学。它将自己与新文学的关系不过视为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关系，所以冷嘲热讽有之，声讨杀伐则无。1921年8月1日的《晶报》上有胡寄尘的一篇小说《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写新文化运动者要求强盗放他，“再不将我解放，我要宣布你的罪状了”。强盗问怎样宣布，答曰：“第一是打电报，第二是发传单。”强盗说：“哼，电报么，我们这里电线杆还没有竖好，传单么，我们这里印刷所还没有开张。”新文化运动者叹道：“咳，黑暗，咳，黑暗，咳，科学真不发达，咳，物质文明真不进步。”接着宣布要奋斗、改造，“便是运动罢课，再无效，便运动罢市”，直到反对非法政府、反对官、反对兵、反对警察。强盗听了说：“你既然和我们的宗旨相同，我便不难为你了，放你回去罢。”新文化运动者回来夸口说：“我被强盗捉去了，几乎牺牲性命，亏我演说的本领大，一席话把他说得觉悟转来。好了，现在他觉悟了，现在他改造了。”

在鸳蝴派看来，新文学家的“奋斗”、“改造”只能是纸上谈兵，痴人说梦，根本不能改革社会，也根本谈不到与民众沟通。鲁迅《故事新编》中有一篇《起死》，写庄周的哲学不为凡人所理解，恰与这篇小说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前两天，《晶报》上还发表了一篇《辟创作作者是袁世凯的公子袁寒云，自称“陈思王再世”的鸳蝴名士。其文如下：

小说这种著作，必定要事实新奇、文理爽达、趣味浓厚、才能使看的人、越看越想看、要说到新字、必定有新思想、新学理、或是科学的、或是理想的、总要有实在的学问、有益于人、用极通顺流利的文法做出来、才够得上、说是新的小说、若是像现在那一般妄徒、拿外国的文法、做中国的小说、还要加上外国的圈点、用外国的款式、什么的呀、底呀、地呀、她呀、闹得乌烟瘴气、一句通顺的句子也没有、人家一句话、他总要络络索索、弄成一大篇、说他是中国文呢、他那种疙里疙瘩、实在不像、说他是外国文呢、他又分明写的中国字、至于内容、更说不到科学同理想啦、他还要自居为新、未免有点不知羞罢、海上某大书店出的一种小说杂志、从前很有点价值、今年忽然也新起来了、内容著重的、就是新的创作、所谓创作呢、文法、学外国的样、圈点、学外国的样、款式、学外国的样、甚至连纪年、也用的是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他还要老著脸皮、说是创作、难道学了外国、就算创作吗、这种杂志、既然变了非驴非马、稍微有点小说智识的、是决不去看他、就是想去翻他、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顶多看上三五句、也就要头昏脑涨、废然掩卷了……

这是明明白白地批评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一年之后，袁寒云又写了一篇《小说迷的一封书》，讽刺《小说月报》“越看越弄不明白……不但弄不明白，连字句都看不断”，想卖给旧书店，旧书店不要，送给酱鸭店作包装纸，老板说：“纸倒是上好的纸，可惜印的字，太臭了些。”

袁寒云一介贵胄公子，未免有些盛气凌人。其他的鸳蝴名士，大多尚能执平和讲理的态度。胡寄尘在《最小》报上有一篇《消遣？》，讲得颇有几分道理：

有人说。小说不当供人消遣。这句话固然不错。但是我尚有怀疑。

我以为专供他人消遣。除消遣之外。毫无意存其间。甚且导人为恶。固然不可。然所谓消遣。是不是作“安慰”解。以此去安慰他人的苦恼。是不是应该。且有趣味的文学之中。寓着很好的意思。是不是应该。这样，便近于消遣了。倘然完全不要消遣。那末，只做很呆板的文学便是了。何必做含有兴趣的小说。

实事求是地评价，鸳蝴派的创作大体上符合胡寄尘所说的“有趣味的文学之中寓着很好的意思”这一标准。只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不再是“趣味”，所以有时难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历史的前进往往要以“冤枉”为代价，事后的“平反”并无多大的意义，平反之后，并不能否定历史的必然。我们只能说，那“冤枉”是必然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合理”的。这就是历史，同时也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