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3/9页）

杂文之外，鲁迅给中国现代散文的最大贡献是1924到1926年创作的《野草》。研究《野草》的文章和专著已经不少，这里不宜多嘴浅议。只从本章的题旨说一句，《野草》同时表现了对战斗和闲适的两种渴望和两种拒斥。“五四”时期的鲁迅是战斗的，30年代的鲁迅也是战斗的。但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战斗是有所为的，是为了催人梦醒的战斗，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把战斗本身视作存在的本体。1921年以后的鲁迅，曾有过“闲适”退隐的犹豫，但他终于没有选择“闲适”，或者说他以“战斗”为“闲适”，因为他对战斗和闲适都已看透。人们一般把鲁迅写作《彷徨》、《野草》的1924到1926年视为他的“彷徨期”，但不要忘记，写作是对存在的反抗和否定。写作《彷徨》和《野草》，正是他告别彷徨与绝望，然后走向更无畏的反抗的标志。至于鲁迅心理上真正的“彷徨期”，恐怕是1921到1923年更为准确。

鲁迅1926年还写了一部叙事散文集《朝花夕拾》，忆旧中充满温情，笔法清新，舒卷自如，十篇中有好几篇长期被选入学校教材，当作写人记事散文的典范。鲁迅的确是现代散文的巨匠，从杂文，散文诗，抒情、叙事、记人散文，到科学小品、序跋题记以及书信，他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民族散文的现代化，建立了不朽的殊勋。

如果说鲁迅是战斗性散文的元帅的话，那么元帅帐下还有一队人马，这就是被称为“语丝派”的一群作家。

1924年10月，《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因受新月派之排挤而辞职。周氏兄弟鼓励他另起炉灶。于是，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问世，长期撰稿人16位：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章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在发刊辞里，周作人写道：“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浑浊停滞的空气，我们各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显然，“反抗”、“自由”、“独立”和“美”是《语丝》的宗旨，战士的色彩一开始就非常鲜明。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照相之类》、《看镜有感》、《不是信》、《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死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著名杂文。周作人也发表了《狗抓地毯》、《上下身》、《道学艺术家的两面》、《裸体游行考订》、《日本人的好意》、《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论并非睚眺之仇》、《我们的闲话》等战斗篇章。如《狗抓地毯》中的一段：

我看普通社会上对于事不干己的恋爱事件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也正是蛮性的遗留之一证。这几天是冬季的创造期，正如小孩们所说门外的“狗也正在打仗”，我们家里的青儿大抵拖着尾巴回来，他的背上还负着好些的伤，都是先辈所给的惩创。人们同情于失恋者，或者可以说是出于扶弱的“义侠心”，至于憎恨得恋者的动机却没有这样正大堂皇，实在只是一种咬青儿的背脊的变相，实行禁欲的或放纵的生活的人特别要干涉“风化”，便是玫个缘由了。

这是批判中国人的性道德中的野蛮因素的。《裸体游行考订》针对日本报纸借武汉裸体游行一事污蔑中国“真不异百鬼昼行之世界矣”，“此真为世界人类开中国从来未有之奇观”，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还有女阴展览：“在官仓野外张席棚，妇女露阴门，观者以竹管吹之。每年照例有两三处。”又指出“特别是日本现行的卖淫制度内，有所谓Mawashi（巡回）者，娼妓在一夜中顺次接得多数的客”，这“便可以不算是百鬼昼行了”，用事实回击了“以尊皇卫道之精神来训导我国人为职志的”日本帝国主义机关报。在《日本人的好意》一篇中，更是长矛大戟，直斥日本：

《顺天时报》上也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条等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如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澹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报上记载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澹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澹泊的证据呢？日本的汉字新闻造谣鼓煽是其长技，但像这样明显的胡说巴道，可以说是少见的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幸灾乐祸，历年干涉内政，“挑剔风潮”，已经够了，现今还要进一步，替中国来维持礼教整顿风光，厉行文化侵略，这种阴险的手段实在还在英国之上。英国虽是帝国主义的魁首，却还没有来办《顺天时报》给我们看，只有日本肯这样屈尊赐教，这不能不说同文之赐了。“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弈有罪焉。”呜呼，是亦汉文有罪焉欤！

这段文字真有鲁迅的气概和风范。《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第四节写道：

二十五日女师大开追悼会，我胡乱做了一副挽联送去，文曰：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殉难者全体追悼会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联：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之后五日

这里的“出离愤怒”更与鲁迅有惊人的相似。在鲁迅的对比下，人们总觉得周作人是一个浑然的“闲适”。其实真正的闲适，没有战斗做基础，也是做不到的。不曾战斗过的人，哪里懂得闲适的意义和可贵。此时的周作人首先是一名披坚执锐的勇士，然后才做了一位解甲归田的员外。

林语堂在《语丝》上发表了《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讨狗檄文》、《打狗释疑》、《论骂人之难》等文章，揭露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坪击学者名流的丑恶行径，摇旗呐喊，可称一员闯将。但有时含蓄不够，近于骂人。30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大杂志，走上提倡幽默之途。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